Saturday, 25 January 2020

紫色的歷史:淺談古地中海世界最尊貴的顏色

紫色的歷史
淺談古地中海世界最尊貴的顏色
The History of purple: its origin, manufacturing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引言

在古代的歐洲和地中海世界,紫色毫無疑問象徵著權力和財富。在部分歷史時代,紫色是皇帝和皇室家族的專用顏色;而即使在未有禁止平民穿著紫色衣飾的時代,染成紫色的衣飾價格高昂得令人咋舌,絕非普通平民所能夠負擔得起。在西方古地中海世界,紫色跟皇權從始至終都是形影不離,而在西方史中關於紫色的重要性在文獻中比比皆是。在公元532年,東羅馬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爆發了民眾反對查士丁尼(Justinian)高稅政策的尼卡暴動(Nika Riots),查士丁尼準備帶同他的皇后緹奧多拉(Theodora)乘船逃出君士坦丁堡。緹奧多拉反對這個提議,她曾經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就是「紫袍是最美麗的裹屍布」。這句話的意思是,如果要流亡海外,她寧願穿著紫袍,以皇后的身份死去。另外,拜占庭有名的女性歷史學家,同時也是拜占庭公主的安娜.科穆寧(Anna Komnene,公元1083-1153年),她在《阿歷克塞傳》(Alexiad)中自我介紹時,曾經提過她在君士坦丁堡大皇宮中的紫色房間(Porphyra)出生1。要了解為何西方皇室、權貴偏愛紫色,解釋為何它如此昂貴,我們必須追溯紫色的歷史,了解古人到底是如何製造紫色染料。

海神波塞冬的禮物


比利時畫家彼得保羅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於1636年所繪制的油畫,題材就是希臘大力神海克力斯的狗發現紫螺的秘密。留意畫中的海螺並不屬於紫螺染所用的骨螺Murex

根據羅馬自然哲學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紫色這種染料非常罕有,它是從一種海螺中提取出來,並需要進行後期化學加工才能製成。老普林尼將這種海螺稱作bucinum,現代歷史學家相信在他的年代主要用作製造紫色染料的海螺是Murex trunculus和Murex brandaris L.,兩者都是屬於骨螺屬(Murex)。羅馬傳說相信,紫螺染的秘密是海克力斯在沙灘上放狗,狗咬碎了一枚骨螺所意外發現。海克力斯將自己的衣服染成紫色,並將這個來自大海的秘密交給了腓尼基的提爾人。雖然這只是一個神話傳說,但一直以來歷史學界都相信紫色染料源自腓尼基人的說法。早在青銅器時代晚期,距離腓尼基僅321公里、同樣位於地中海東岸的烏加里特(Ugarit),他們一批公元前14世紀的泥板文獻就曾經有記錄過價錢極其昂貴的衣物。專家相信,這些衣物就是用紫螺染成的服裝。而《荷馬史詩》中亦有提及過「來自海洋的紫色」(Sea Purple),以將紫螺染成的布料跟其他替代品紫色染料的產品區別開來。

根據傳統理論,紫螺染的發明時間大約是青銅器時代晚期的公元前1,550-1,200年,並首先由居住在地中海東岸的腓尼基人首先將它實用化,這種理論是由古羅馬人所推廣而成。在羅馬時代,紫螺染的工業仍然活躍且發達,而根據古羅馬作家科魯邁拉(Columella)的《論農業》(De Re Rustica),羅馬人更進一步發明了利用石砌魚缸人工養殖並大量生產骨螺的方法。在近代的較早時期,考古證據亦為這理論提供了支持。在烏加里特(Ugarit)的港口Minet el-Beida,考古學家發現了大堆公元前15-14世紀的骨螺殼碎片,數量之多超出了食用的需求,因此被認為是工業規模生產紫螺染料的最早證據。此外,距離提爾不遠的腓尼基城市撒勒法(Sarepta)、Akko土丘(Tel Akko)都發現了公元前13世紀的骨螺殼碎片棄置區,Keisan土丘(Tel Keisan)的年代則稍晚,大約公元前11世紀。然而,新的考古證據顯示,紫螺染料的歷史可能更早,而最早的紫螺染料很可能並不是傳統認為的腓尼基人所發明,而是希臘克里特島的米諾斯人發明。

「米諾斯紫」還是「提爾紫」?

在環地中海地區發現了大量骨螺碎片的青銅器時代遺址地圖,顯示紫螺染並不是腓尼基人專利

公元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考古學家在希臘愛琴海一帶找到了米諾斯人比腓尼基人更早使用紫螺染料的證據,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750年之前。最早的報告來自舒里曼對特洛伊遺址(Troy)的發掘。到了1903年,英國考古學家R. C. Bosanquet在克里特島南邊離岸一座叫Kouphonisi的米諾斯中期(Middle Minoan,約2,100-1,700 BCE)遺址發現了大量骨螺殼的碎片。翌年,他又在克里特島一個更大規模的遺址古卡斯特隆(Palaikastro)發現了紫螺的碎片。因此他提出理論指希臘的米諾斯文明可能在公元前2,000-1,600年已經發現了紫螺染的秘密,比腓尼基人更早,但當時他的理論並沒有獲得主流學術界普遍接受。由於骨螺的肉是可以食用的,因此骨螺殼被發現並不代表它被用於製作紫螺染料,雖然透過食用骨螺發現它含有紫色顏料的可能性不能排除。直到20世紀末、21世紀初,更多更強而有力的考古證據支持紫螺染的米諾斯起源論,該理論才被學術界所接受。一篇1994年的論文,Stieglitz R.的考古團隊在Kouphonisi島發現了大批骨螺的碎片外,還發現了製作紫色染料必需的鹹水和淡水水源。而且骨螺在更多年代可追溯至米諾斯中期(Middle Minoan)的遺址被發現,包括基特拉島(Kythera)、諾可索斯(Knossos)、克里特島的瑪麗安(Mallia),和基克拉澤斯文明的重要遺址Akrotiri。希臘以外的證據亦顯示青銅器時代的特洛伊和塞浦路斯島上很可能也有製作紫色染料的工業2

根據現今主流理論,紫螺染是在大約公元前2,000年左右被米諾斯人所發明,並跟製衣業中紡紗(spinning)和編織(weaving)工序的分離幾乎同時期被發展出來3。近年考古學家亦發現,愛琴海文明的人除了將紫色染料用於染制衣服外,還會用它來作壁畫的顏料,而證據可以從跟米諾斯文明緊密相關的基克拉澤斯文明(Cycladic civilization)找到。聖托里尼島Akrotiri遺址(約公元前1,650-1,530年被火山爆發掩埋)Xeste 3號屋的紫色房間(Porphyra)的番紅花圖案,根據化學分析報告被確定為源自骨螺的紫色顏料畫成4。到了大約公元前1,600年至1,450年左右,米諾斯的壁畫出現了米諾斯人穿著紫色衣服的場景。而到了邁錫尼時代,諾可索斯王宮的線性文字B(Linear B)泥板文獻中也出現了「po-pu-re-ia」,即紫色,和「wa-na-ka-te-ro po-pu-re」即王室紫色的字句(註:線性文字B的「wa-na-ke」,即拉丁化後拼作wanax,通常解作「國王」),是王室紫色(Royal purple)的記載第一次出現在歷史文獻之上,也顯示到那個年代紫螺染料已經為希臘愛琴海一帶的居民所知2。目前,我們已經有充分的證據顯示紫螺染料的真正發明者,是青銅器時代中期的米諾斯人,而不是之前所一直認為的青銅器時代晚期腓尼基人。

紫螺染料的製作方法和價錢

Sukenik博士在以色列發現的紫色布料,可能是羅馬時代紫袍的一部分7

根據羅馬博物學者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歐洲最好的紫螺染料產地是希臘伯羅奔尼撒半島南部的拉科尼亞(Laconia)、而非洲最好的產地是突尼西亞的Meninx、亞洲最好的產地是腓尼基海岸的提爾(Tyre)。從骨螺提取紫色染料的方法非常繁複,在羅馬人發明人工養殖骨螺之前,野生的骨螺必須由潛水員在海底撈捕。打撈上來的大骨螺會被摘除紫液腺,而較小的骨螺則會被整個壓碎。根據亞里士多德的記載,螺肉會被放在裝有鹽水的鉛製器皿中慢煮9天之久,並置於陽光下曝曬,因此在古典時代,製作紫螺染料的工場有「發出惡臭」的記載。根據老普林尼,要染成1,000磅的羊毛,必須使用200磅的紫螺(purpura)肉和111磅的骨螺(murex)肉。由此可推斷,染成一件紫色的衣服,必須耗用數以千計甚至上萬枚紫螺,而這些紫螺在較早期必須通過撈捕獲得,因此成本非常高昂,甚至比同等重量的黃金更貴重。如上文所述,在青銅器時代晚期希臘的邁錫尼文明,線性文字B文獻所出現「王室紫」的記載顯示紫色染料很可能是國王及其直系親屬專用的顏色2。公元301年戴克里先(Diocletian)的「最高價格令」(拉丁文:Edictum de Pretiis Rerum Venalium)中,一磅用紫螺染成的絲綢售價高達15萬第納爾銀幣5,如果按照工資購買力平價,相當於現代約300萬美金左右。

現代化學家從紫螺中分離出的紫色染料分子結構,它由Murex的分秘腺中通過生物方式被合成出來(biologically synthesized),分子中的溴原子(Br)來自於溶解在海水中的溴化鹽。這種染料有可能是古典史中最重要的有機染劑。紫螺染劑比起礦物或植物來源的紫色染劑替代品顏色更鮮明,而且歷久常新

紫螺染料在古地中海政治和宗教上的重要性

紫螺染布的工藝自從被米諾斯人發明後,在地中海文明圈中都跟權力和財富關係密切。在羅馬,紫袍(Toga purpurea)被認為是羅馬皇帝的專屬衣著。Toga praetexta是一種帶有紫色邊帶的白色托加長袍,傳統上來說,它是羅馬王政、政務官、資深長官、部分祭司的正式服飾,同時未成年的羅馬自由民少年男童和部分女童也可以穿著。紫螺染的傳統在古地中海世界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從公元前2千紀伊始一直到羅馬帝國的衰亡。隨著羅馬帝國的東西分裂,和東興西廢,東羅馬帝國一直保存著製作紫螺染料的工藝直到中世紀。因此文章開首時所提及到的拜占庭公主安娜.科穆寧在公元11世紀出生時,君士坦丁堡的大皇宮仍然有用紫色染料製成的裝飾和紡織品。因為製作成本高昂,並且有著長期被羅馬皇室使用的傳統,因此在西方紫色一直是代表著權力、財富的象徵。在羅馬時代早期,有錢的羅馬公民是可以使用紫色的,但到了拜占庭時代,紫螺染成的絲綢被當作拜占庭贈予其他國家統治者的外交禮物,但當中質素最高的精品被嚴格限制出口,只有皇帝及其家族成員能夠使用6這樣只增加了社會對紫色這種顏色趨之若鶩的風氣7


Sukenik博士在以色列出土的藍色布料殘片,分析顯示它是以色列本地製造而不是進口物,很可能就是《舊約聖經》所記載的Tekhelet7

骨螺這種海螺除了用來製造紫色染料之外,還可以用作製造藍色和紅色的染料,這些染料除了在政治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外,在宗教上也扮演著同等重要的角色。如上文所述,羅馬部分祭司能穿著帶有紫邊的托加長袍作為正式服裝(formal dressing),此外在以色列歷史中,紫螺染料也相當重要,這點在希伯來人的《聖經》當中有提及。《舊約》猶太教的大祭司就穿著一種藍色衣服叫以弗得。猶太教經典《塔木德》(Talmud)中記載,這種衣服是用一種希伯來文稱為Tekhelet的有機染料製作,而這種染料則是用名叫Ḥillazon的生物所造成。現代學者普遍相信,這種Ḥillazon正正就是東地中海出產的骨螺Murex2,7。以色列人出埃及時用作製作帳幕的幔子,也是用藍色、紫色、朱紅色線製造(出埃及記26:1),而所羅門聖殿中的幔子也相同(歷代志下3:14),紫色、藍色染料被用在猶太人最神聖的地方,顯示出它們在猶太教文化中極高的重要性。由於紫色、藍色和朱紅色線在《聖經》中被一併提及,學者普遍相信它們都是源自紫螺,以不同曝曬時間長度和使用的還原劑(reducing agent)所染成2。紫色在《新約》時代也有出現過,根據記載,在耶穌被釘十字架之前,羅馬的士兵曾經為他穿上紫袍,以譏諷他自稱猶太人的王(馬可褔音15:17,約翰褔音19:2),從此例子再次可以見到紫色和王權之間的連繫。

結論

在古地中海,紫螺染料的起源傳統上被歸功於腓尼基人,因此它亦被稱為「提爾紫」。但近年考古學的證據顯示,紫色染料最早應該是起源於大約4,000年前希臘愛琴文明的米諾斯人,其後擴展至小亞細亞、塞浦路斯和地中海東岸,它們並不是腓尼基人的專利。紫螺染料的價格極其高昂,原因是製作過程需要用到數以千計甚至逾萬枚海螺,才足夠染成一件紫袍。正因為這樣,紫色的衣物從遠古就已經是王權的象徵,代表著權力和財富。在宗教上,紫藍色染料對猶太教意義亦相當重要,因為大祭司穿著的以弗得、聖殿用作分隔聖所和至聖所的幔子,它們都是用從骨螺取得的藍色染料染成。正因為紫色染料的貴重、跟王權的關係、以及宗教信仰上的神聖,這些都造成了西方文化圈中對紫色的推崇和尊敬。

參考資料:
  1. Anna Komnene (12 Century CE) The Alexiad. Translated by Elizabeth A. S. Dawe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yorku.ca/inpar/alexiad_dawes.pdf
  2. Stieglitz R. (1994) The Minoan Origin of Tyrian Purple. The Biblical Archaeologist, Vol. 57, No. 1 (Mar., 1994), pp. 46-54.
  3. Burke B. (2010) The Oxford Handbook of Bronze Age Aegean. Chapter 32 "Textiles", pp. 43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 Chapin Anne P. (2010) The Oxford Handbook of Bronze Age Aegean. Chapter 17 "Frescoes", pp. 22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 Frank T. (1940) An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 Volume V: Rome and Italy of the Empire.
  6. Hodgett Gerald A. (2006)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 Chapter 10 "The developed areas of Medieval Europe, Byzantium and Cordoba", pp. 116.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7. Zolfagharifard E. (2014) Sacred blue snail dye seen only twice since Jesus was alive is discovered on Israeli cloth. The Daily Mail. Retrieved from: https://www.dailymail.co.uk/sciencetech/article-2532623/Sacred-blue-snail-dye-seen-twice-Jesus-alive-discovered-Israeli-cloth.html

Tuesday, 14 January 2020

初探地中海古史中的人殉和人相食事件:文獻綜述和相關的考古證據(2)

初探地中海古史中的人殉和人相食事件
文獻綜述和相關的考古證據
Human Sacrifice and cannibalism in ancient Mediterranean World
A Literature and Archaeological review


人擅於航海和貿易,但他們同時也相當迷信,會進行人殉以祈求神明保佑貨物順利運抵目的地


人/色列

按照希伯來人的宗教經典《舊約聖經》,人殉並不是希伯來一神教的傳統,但關於希伯來人曾經進行人殉的歷史,我們可以從《舊約聖經》的記載中一窺端倪。希伯來人人殉的最知名例子,要數亞伯拉罕獻以撒的故事,上帝要求亞伯拉罕將他獨一的兒子獻作燔祭,但嚴格來說這並不是完整的人殉因為在最後一刻它被上帝派來的天使所阻止。而上帝要求亞伯拉罕獻以撒的理由,也顯然並不是因為真的想他獻祭自己的兒子,而是要測試他對上帝的信心(創世記22:1-19)。從考古學的角度看,亞伯拉罕和以撒作為一個歷史人物的真實性尚未被考古證據確立(不過《聖經》以外的文獻,如猶太史學家約瑟夫的《猶太古史/Antiquities of the Jews》有提及這些人物),雖然我們不能武斷地說這些猶太教早期人物不存在,但對於現在我們討論歷史而言,這都並不是一個恰當的例子。

亞伯拉罕獻以撒

人殉不是猶太教的傳統,然而,希伯來人是否就真的沒有進行過人殉呢?不見得。《士師記》11章31節就有一段疑似希伯來人進行人殉的記載記載。另外根據《舊約聖經》,古時的希伯來人經常叛逆上帝的旨意,跟隨外邦人的宗教信仰拜其他的神明,還有參與外邦人的宗教儀式,這些都有文獻和考古證據證明,這個情況普遍到甚至有考古學家懷疑舊約時期希伯來人到底是否真的信仰一神教1。在這些儀式當中,最吊詭的是一種被稱為「經火」的儀式,它在《舊約》中多次被提及,以及被嚴格禁止(利未記18:3),例子比比皆是:
「不可使你的兒女經火、歸與摩洛.也不可褻瀆你神的名.我是耶和華。」(利未記18:21)
「你們中間不可有人使兒女經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觀兆的、用法術的、行邪術的。」(申命記18:10)
「卻效法以色列諸王所行的、又照著耶和華從以色列人面前趕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使他的兒子經火。」(列王記下16:3)
到底這個「經火」是什麼,「摩洛」又是什麼?歷史學界普遍相信,摩洛(Moloch)是腓尼基/迦太基人的神明,同時也被希伯來人居住的迦南地的迦南人(Canaanites)所崇拜。我們有充足的文獻和考古證據,包括《聖經》以外的古希臘、羅馬文獻證明迦太基人曾經進行人殉(詳情下文會再討論),因此如果我們按照以上幾段經文的原意去理解,希伯來人很可能確實曾經有人將兒女經火,導致要頒例嚴令禁止。即使如此,這些事情似乎仍是禁之不絕。但從考古角度看,我們似乎並沒有確鑿的考古證據證明希伯來人曾經將嬰幼兒進行火祭。希伯來人之間,人殉到底是否普遍,這個問題至今還未有一個肯定的答案。

至於希伯來人是否曾經發生人相食的情況,我們可以從《聖經》和上面提過的公元1世紀猶太史學者弗拉維·約瑟夫另一本著作《猶太戰爭史》(The Jewish War)看到。《列王記》下第6章就有人相食的記載。另外,《猶太戰爭史》第6卷書第3章(部分4-5)記載了公元70年耶路撒冷圍城戰期間一宗駭人聽聞的人相食事件。根據約瑟夫記載,當時城裡有一名叫瑪麗(Mary of Bethezuba)的猶太女子,當城市被重重圍困時,城內的守軍和平民都遭到飢餓煎熬。瑪麗在極度飢餓的情況之下,想到她的孩子根本沒有將來而注定要成為羅馬人的奴隸,就把他殺害並吃掉了一半。當其他猶太叛軍聞到肉味質問瑪麗時,就揭發了這宗可怖的倫常慘劇,他們無不感到震驚。而當消息傳到羅馬軍中之時,羅馬人對此感到極其震驚,有的羅馬人對城內被圍困的人表示同情,但更多的羅馬人因此更為憎恨猶太人,甚至有羅馬軍人的軍心都遭到動搖,並迫使最高將領提圖斯(Titus)出面解話。由此可見,希伯來人在極其罕見的情況下,在整個猶太古典史中,曾經在公元70年發生過一宗人相食的例子2。從約瑟夫的記載中,我們甚至可以得知當時的猶太人和羅馬人對人相食的態度,就是一面倒的極度憎厭和令人作嘔。由此可見,猶太人和羅馬人的道德觀中,對人相食基本是採取零容忍的態度,而類似事情的發生也只是少數幾次性的例外事件。

腓尼基/迦太基


迦太基人(Carthaginian)的托非特(Tophet),埋葬了數以千計殉人孩童的骨灰

就如上面所提到,現今歷史學界普遍相信迦太基人曾經進行過人殉,如果屬實,這將跟希臘人、西臺人那些模糊而零星的人殉記載不同,而是西方地中海文明圈古史中唯一有規模、有系統性的人殉例子。除了希伯來人《舊約聖經》對迦南人「經火」的記載之外,曾經跟迦太基人直接接觸、有第一手資料的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都不約而同地留下了迦太基人將嬰幼兒獻祭進行人殉的記載,這種跨文化、跨文獻記載的高度一致性,恐怕並不能單單以「羅馬人對敵人迦太基人的污衊式宣傳」解釋。史學家克來塔卡斯(Cleitarchus)、普魯塔克(Plutarch)、特士良(Tertullian)、保盧斯·奧羅修斯(Orosius)、西西里的狄奧多羅斯(Diodorus Siculus)和斐洛‧尤迪厄斯(Philo Judeaus)的著作都有提及迦太基人的人殉習俗。狄奧多羅斯《希臘史綱》中記載,迦太基人向克洛諾斯(Cronus),即迦太基人主神巴力(Ba'al Ammūn)的銅像獻祭。克洛諾斯的銅像雙手手掌朝天,並輕微傾斜,迦太基人會將活嬰放在銅像的手上,並會滾下銅像下方的一個火坑被燒死。普魯塔克則記載嬰兒會先被殺害,然後才放於火中燃燒。對古典時期的羅馬和希臘人而言,「經火」的做法相當野蠻,但到底考古學怎麼看這些記載?請繼續看下去,筆者會繼續介紹關於這方面的考古成果。

1921年,考古學家們在迦太基附近發現了一處托非特(Tophet)的遺址,有多達20,000個骨灰龕在該處被發現。托非特是來自於《聖經》的名詞,專指迦南人和叛教的以色列人向外邦神明獻火祭殉人的地方。對於迦太基發現的萬人塚是否迦太基人進行人殉的證據,學術界意見不一。1970年代托非特考古隊發表的考古報告明確指出該處很大可能進行過大規模的人殉,但有相反意見例如Sergio Ribichini認為,該處只是埋葬夭折嬰幼兒的陵墓。對遺骨進行的分析顯示,埋葬在這裡的嬰幼兒跟自然夭折的年齡分佈吻合3,這證據支持Sergio Ribichini的理論。但考古學家發現托非特也埋葬了被犧牲作祭品的動物,這證據則支持迦太基人曾大規模進行人殉的理論。一篇更近期(2013年發表)的論文則分析目前所有的文獻和考古證據,包括結論是很大可能迦太基人確實曾經將嬰幼兒進行人殉4,參與該份研究的學者Dr. Quinn指出這種做法在迦太基/腓尼基以外的古典地中海世界,尤其考慮到其規模,是極其罕見的5。至於人相食,目前沒有考古和文獻證據證明這種行為曾經在腓尼基和迦太基發生過。

美索不達米亞


烏爾的金字形神塔(Ziggurat of Ur),烏爾、烏魯克和艾利都是美索不達米亞最早進入文明社會的城邦

美索不達米亞曾經進行人殉的考古證據,在蘇美爾(Sumer)南部的烏爾(Ur,或譯作吾珥)出土。1922-1934年Woolley的考古工作在烏爾附近發現了王家陵墓(The Royal Cemetery of Ur),在PG1237號埋葬坑發現了74具遺體,當中6具是男性,其餘的全部都是女性。在眾多遺體當中,第61號遺體身穿最奢華的首飾,因此相信是一位王后或大祭司的遺體。考古學家將PG1237號埋葬坑的發現解讀作烏爾文明曾經進行人殉或殉葬的證據。6具男性遺體持有武器,被認為是被殉葬的侍衛,以守護陵墓防止盜墓者入侵。考古學家起初相信這些人是服毒身亡,但最近一份研究顯示他們很有可能是被利器刺死。由此可見,即使是西亞文明的發源起,這些野蠻的人殉做法都曾經發生過6。至於人相食的問題,美索不達米亞的考古,從公元前約3100年烏魯克(Uruk)發明文字到公元前323年亞歷山大大帝死在巴比倫結束古美索不達米亞文明開始希臘化時代為止,我們有數以萬計的楔形文字文獻可供解讀,但並沒有發現人相食的記載和證據。因此我們可以假設這種情況在兩河的歷史中並不存在,又或是罕見到一個地步沒有被這數量龐大的文獻記錄下來。

結論

經過簡單的文獻研究和翻查考古證據,我們可以回答到文章開頭所提出過的兩個問題。一,到底人殉和人相食的情況在古地中海世界有沒有出現過?答案是:有的。二,至於到底人殉和人相食在古地中海世界是否普遍?答案是:不普遍,除了迦太基和烏爾兩個例外之外,古地中海其他文明出現過人殉的證據都比較模糊,即使有都是極其罕見的例外。而人相食的情況除了在古埃及的第一中間期外,都是零星出現過幾宗。如果我們要將古地中海除迦太基和烏爾兩個文明之外的其他文明,和先商、商朝的中國,以及美洲的瑪雅(Maya)、阿玆特克(Aztec)文明的大規模人殉作比較,那麼兩者顯然是存在本質上的不同,包括規模上的天淵之別,和遠遠沒有後兩者那麼有系統性。至於人相食的問題,古地中海世界的零星幾宗人相食的案例,在規模和普遍性上也顯然不能和古代中國多達403宗有記載的人相食情況相提並論。筆者並不是打算為古地中海的人殉和人相食塗脂抹粉,以貶底美洲和中國的文明,事實上中國在商、周後在廢除人殉的習俗上也有很顯著的成就。筆者想做的,只是通過比較,得出一個比較客觀的結論,得出不同文明、不同道德體系中對這些「野蠻」行為的觀點。在這個問題上,筆者得出的結論是:地中海文明在遠古時期,可能並沒有上古中國和美洲文明那麼熱衷於人殉,也沒有那麼頻繁出現的人相食。

最後一個問題,到底我們厭惡人殉和人相食的道德觀是怎樣來的?筆者相信,古地中海世界可以為這個問題提供答案。首先,青銅器時代的埃及、西臺都有強烈的廢止人殉傾向。到了古典時代,古希臘和古羅馬的知識分子如歷史學家都相當排斥、厭惡人殉和人相食,在他們的著作中,只有「野蠻人」如凱爾特人、日耳曼人、迦太基人才會進行人殉,而隨著歷史發展,古希臘和羅馬都形成了廢止人殉的主流共識。當羅馬打敗迦太基人之後,迦太基進行人殉的祭司被羅馬軍隊判處了死刑。古希臘和羅馬的價值觀,深刻地影響了「西方」道德觀的形成,是西方步向反對人殉的第一步。第二步是基督教價值觀的引入,在基督教史中,歷史上只有一次上帝允許的人殉,就是上帝親自成為人,以耶穌的身份釘死在十字架上,作為基督徒所稱「全人類的救贖」。在基督教的道德觀中,任何耶穌釘十字架以外的人殉,都是和基督教的教義相抵觸的,因為救贖已經一次性地完成,任何的人殉都是毫無作用而沒有必要的。當羅馬帝國逐漸基督教化,而整個歐洲逐漸完成基督教化之後,人殉也就從所有北歐「蠻族」的歷史中消失。隨著西方文明在近代進一步佔據世界主導地位,並影響全球所有不同的文化體系,當西班牙人航向新大陸、阻止了阿玆特克人的人殉起,廢止人殉也成為了一個西方世界的共識。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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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Xella, P., Quinn, J., Melchiorri, V., & Dommelen, P. (2013). Cemetery or sacrifice? Infant burials at the Carthage Tophet: Phoenician bones of contention. Antiquity, 87(338), 1199-1207. doi:10.1017/S0003598X00049966
  5. Griffiths S. (2014) Ancient Greek stories of ritual child sacrifice in Carthage are TRUE, study claims. Daily Mail. Retrieved from: https://www.dailymail.co.uk/sciencetech/article-2544728/Ancient-Greek-stories-ritual-child-sacrifice-Carthage-TRUE-study-claims.html
  6. Baadsgaard, A., Monge, J., Cox, S., & Zettler, R. (2011). Human sacrifice and intentional corpse preservation in the Royal Cemetery of Ur. Antiquity, 85(327), 27-42. doi:10.1017/S0003598X00067417

Saturday, 11 January 2020

初探地中海古史中的人殉和人相食事件:文獻綜述和相關的考古證據(1)

初探地中海古史中的人殉和人相食事件
文獻綜述和相關的考古證據
Human Sacrifice and cannibalism in ancient Mediterranean World
A Literature and Archaeological review


前言

筆者決定寫這篇文章,主要推動力是來自於黃文雄的一本書《中國食人史》,書中詳細研究了在中國歷史上403宗有記載的人相食事件,從上古時代到近代都有。這本書引起筆者的好奇,既然人殉和人相食的情況在中國歷史上並不罕見,那麼在西方古代情況又如何?為了解答這個問題,筆者將簡單介紹地中海古史中關於人殉和人相食的文獻記載,分析地中海古代這兩種行為有否出現過、它們的普遍性、不同文化中對這些行為的觀點和態度、並且利用最新的考古證據跟文獻記載交叉對比,以驗證文獻記錄的可靠性。

在這篇文章中,筆者會分析兩個有關連但互相獨立的概念:「人殉」和「人相食」。人殉,或者人祭,是一種宗教行為,將人類殺害以祭祀鬼神。在中國,人殉的歷史相當久遠,距今4,000年前的石峁文化就出土了相信是殉人的女性骸骨1。在較後期的商、周都存在人殉的文化,當中商朝犧牲的人數最多;從歷史演變發展來看,人殉的頻繁度從商到周一直都是在減少的,到漢代基本絕跡。但到了1398年的明朝,朱元璋死後殉葬之風又在中國捲土重來,在1464年由明英宗廢除。而清初都有殉葬的習俗,直到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才徹底廢除。

在某些古代文化當中,人殉中的被害者,其遺體會遭到其他人食用,這造成了兩者之間在特定情況下有的關連。雖然兩者有關,但「人相食」的現象並不僅限於宗教或人殉的範疇,在歷史上,人類會在戰爭、極端飢餓等其他更現實的處境下發生相食的行為,這些在《中國食人史》中有解釋,筆者就不在這裡多覆述。為什麼筆者要研究這兩個現象?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筆者希望探討這兩個現象在不同民族文化中發生的頻率,從而比較在不同文化中對這些行為的取態。為什麼在遠古時代或在某些文明中,如商朝時的中國和中美洲的阿玆特克(Aztec)文化,人殉是社會的一部分,那麼人類文明又是怎樣發展出厭惡人殉和同類相食的道德觀呢?這些都是這篇文章希望探討的問題。

定義「西方」:狹義與廣義西方的使用

當我們希望比較西方的人殉和人相食文化時,我們必須作出一個對「西方」的定義。對很多人而言,「西方」都是相對於「東方」而存在的,但在學術上,西方可以是地理、人種、語言學上來界定。歷史學家莫里斯(Ian Morris)在《西方將主宰多久》中曾經將所有由新月沃土(Fertile Crescent)發展出來的文明:從歐洲到中亞、北印度的一片廣闊土地劃為「西方」2,我們姑且稱這種定義為「廣義西方」,也就是凡帕米爾高原—喜瑪拉雅山脈以西的地方就是西方。但如果我們以這個廣義西方作這篇文章對西方的定義,分析時將面臨橫跨太多截然不同文化的問題,因此筆者傾向採用較狹義的西方來定義。狹義的西方,是單指地中海文明直接輻射的地區,包括歐洲南部、北非、小亞細亞和東地中海的黎凡特(Levant)地區。這些地區受新月沃土的直接影響,並且互相透過人口的流動和頻繁的貿易自古以來就緊密連繫成一體。在這篇文章中,筆者會使用這個對西方的定義來探討這些地中海文明對人殉和人相食的態度,並會詳細綜述希臘、西臺、埃及、希伯來人、腓尼基/迦太基人以及美索不達米亞南部蘇美爾的文獻和考古證據。

希臘


文明在米諾斯晚期II至IIIA期間(公元前1450-1350年)的牛頭人身怪米諾陶(Minotaur)印章,顯示希臘神話中米諾陶極有可能來源於克里特文明,而克里特文明亦有可能曾經進行人殉,這些歷史記憶糾纏在一起形成古典希臘神話中對克里特島的印象3

希臘古代對人殉和人相食的文獻證據比較模糊,主要來自《荷馬史詩》對阿迦門農將他的女兒伊菲革涅亞(Iphigenia)獻祭的記載。另外,希臘神話中,克里特島國王米諾斯(Minos)打敗雅典之後,要求雅典每9年透過抽籤挑選7位童男和7位童女到克里特島作牛頭人身的怪物米諾陶(Minotaur)的食物。然而這些記載的可靠性都相當可疑,因為它們只是神話和史詩的記載,並沒有正式可靠的歷史記錄記載。

考古學家在克里特島阿卡尼斯(Archanes)一幢年代可追溯至米諾斯中期II (Middle Minoan II,或縮寫作MM II)的倒塌建築物中發現了4具骸骨,當中3具是被倒塌的屋頂壓死,但另外1具位於建築物中間的遺體呈捲曲狀,考古學家並且在骸骨中間發現了一柄匕首,這是歷史學界第一次在希臘米諾斯文明發現人殉的證據。此外,考古學家亦在位於諾可索斯王宮(Knossos)附近的一幢米諾斯晚期IB (LM IB)時期建築一個細小的石室中發現了4具兒童的遺骨,遺骨上有刀傷的痕跡,有理論指這4名兒童可能曾經遭到獻祭和被食用。這是米諾斯文明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發生人相食現象的證據。然而根據米諾斯宗教研究的專家Susan Lupack,將這些證據指向米諾斯文明曾經進行人殉和曾經發生人相食現象的理論,至今存在爭議。她接著解釋道:「即使人殉曾經確實是米諾斯人宗教的一部分,這也是極罕見的事情4」。從亞瑟·埃文斯1894年開始發掘諾可索斯王宮至今126年的考古工作,只發現了兩個疑似是人殉和1個疑似人相食的例子,顯示同類的事件在米諾斯文明中是非常罕見的例外。

至於米諾斯文明的繼任者邁錫尼文明,雖然《荷馬史詩》中有關於邁錫尼人進行人殉的記載,但至今並沒有任何考古證據證明邁錫尼人曾經進行過人殉。線性文字B (Linear B)泥板文件在20世紀中期被麥可·文特里斯(Michael Ventris)成功破譯後,也沒有提供進一步證據證明邁錫尼人曾經進行人殉或曾經食人。因此就目前證據而言,我們可以假設邁錫尼人沒有人殉或食人的傳統和習俗。

西臺/赫梯


K Bo IV 6 (CTH380號泥板文件)

西臺帝國是青銅器時代晚期的一個近東強國,它本土位於安納托利亞(即今日的土耳其),曾經在卡佚石之戰(Battle of Kadesh)中跟埃及打成平手。關於西臺曾經進行人殉的文獻記載於K Bo IV 6 (CTH380號泥板文件),西臺新王國的國王穆爾西里二世(Mursili II)的王后Gassulawiya將一位漂亮的女士獻給Lelwani女神,希望她能夠成為自己的替代品(substitute),讓她所得的重病可以減輕。由於文件本身殘破不全,歷史學者們不知道用來代替Gassulawiya的這位女士最終有否被當作祭品獻給Lelwani女神。但即使是這樣,女神最終仍是不為所動,Gassulawiya很快病逝,穆爾西里二世陷入深深的悲傷中5。這份CTH380文件是目前西臺學上唯一一份文件顯示西臺有可能發生過人殉的現象,但它仍然很具爭議性的本質,使得目前學術界對西臺是否有發生過人殉持懷疑態度。考古學家對西臺重要遺址包括首都哈圖沙(Hattusa)進行超過1個世紀的發掘工作,出土了大量宗教場所和神殿等建築,至今並沒有任何考古證據證明西臺人曾經進行過人殉。

至於西臺曾否發生過人相食的現象,就目前已有的文獻和考古證據而言,答案也是否定的。在筆者《西臺帝國興衰史》(詳見另文)中,筆者已經有提及過西臺末期文獻記載顯示西臺曾經發生一場嚴重的大飢荒,糧食變得十分短缺,西臺政府被迫向附屬國施壓不得拖延從埃及進口糧食的運輸6。在這樣一個大環境底下,我們很容易會猜測到底西臺國內會否演變成人相食的局面。但目前我們所有的文獻和考古證據都完全沒有顯示出西臺國內發生人相食,當然,我們必須小心不要過早下結論,但以目前的證據而言,我們可以推斷西臺國內並沒有發生人相食的事件。直到帝國最後的覆亡和哈圖沙的毀滅,西臺人似乎都堅守著他們對道德的底線。

埃及


安西臺菲(Ankhtifi)子(c.a. 2181-2040 BCE)

古埃及的考古和文獻證據指出,在埃及的古王朝到新王朝,並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埃及曾經進行人殉。埃及的神殿銘文、紙莎草文獻等並沒有記載埃及的宗教有人殉這一部分。雖然埃及法老王的陵墓曾經是很宏偉的金字塔,然而從金字塔到帝王谷,埃及法老王死後並沒有如商朝的中國強迫妃嬪和侍從等殉葬。然而,人相食的情況卻很有可能曾經在埃及發生過。安西臺菲(Ankhtifi)的自傳中曾經提到,在埃及的第一中間期(First Intermediate Period,公元前2181-2040年)時期,埃及曾經遭遇一場罕見的極大規模飢荒。在他的銘文中有記述「整個上埃及很多居民都因飢餓而死掉,人們甚至將自己的孩子吃掉7」。這段令人毛骨聳然的銘文如果是真的話,將是古埃及第一中間期曾經發生人相食事件的直接證明。然而這段記載有否誇大,另外即使人相食的情況真的曾經出現,它到底有多普遍?這個對於歷史學界仍然是可以爭議的議題。但以埃及數千年的歷史而言,出現「人相食」現象的記載仍然十分罕見,在埃及古王朝時期只有安西臺菲銘文一個例子。以目前證據而言,埃及的人相食情況很大機會確實有發生過,但仍只是一個極罕見的例外。


參考資料:
  1. 譚佩妮 (2014) 石峁遺址:探尋中華文明起源的視窗. 中國文化報, Retrieved from: http://www.ndcnc.gov.cn/zixun/yaowen/201407/t20140715_962260.htm
  2. Morris I. (2010) Why the West Rules: For now. Chapter 2, pp. 114, 178. Profile Books.
  3. Weingarten J. (2010) The Oxford Handbook of Bronze Age Aegean. Chapter 24 "Minoan Seals and Sealings", pp. 32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 Lupack S. (2010) The Oxford Handbook of Bronze Age Aegean. Chapter 19 "Minoan Religion", pp. 258-25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 Bryce T. (2002) Life and society in the Hittite World. Chapter 11 "Festivals and Rituals", pp. 20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 Bryce T. (2005) The Kingdom of the Hittites. Chapter 13 "The fall of the Kingdom and its Aftermath", pp. 331-33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 Laurent C. (2008) Famine. UCLA Encyclopedia of Egyptology. Department of Near Easter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UCLA. Retrieved from: http://www.escholarship.org/uc/item/2nv473z9.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