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19 May 2020

談談坊間對癌症標靶療法的誤解和腫瘤學研究的新方向

談談坊間對癌症標靶療法的誤解和腫瘤學研究的新方向
Common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targeted cancer therapy and research directions in oncology


筆者寫這篇文章的動機是因為在「連登討論區」看見一篇關於標靶療法是否有效的帖文,在閱讀過程中發現很多對癌症及其主流治療方法的誤解。如果有看過筆者自我介紹的話(未看過的可以在本博客網站上方的選單找到),應該知道筆者大學就是讀生物化學的。筆者認為有必要寫一篇文章,談談網上流傳的誤解,整理一下筆者在連登的回覆,然後簡介到底標靶療法理論上是怎樣運作的。

首先,標靶療法並不是人人適用的。標靶療法顧名思義,是針對某種分子標靶發揮抗癌作用,這是相對於傳統化療藥物不分青紅皂白地殺死所有增殖速度過快的細胞而言,這是一個更精確、副作用更少的治療方法。目前市面上的標靶藥主要分為兩個大類:基於小分子的藥物(small molecule drug)和生物製劑(特別是單株抗體monoclonal antibody)。兩種的給藥方式不一定相同,但兩種都有個共通點:它們是要病人的癌細胞存在某種能被藥物針對的生物標記(biomarker)才能發揮到更好的效果。

這樣說或許很虛無飄渺,舉幾個實際例子大家或許會更明白。以最早期的第一代標靶藥Herceptin(中文商品名:賀癌平)而言,它是一種針對HER2(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二型)過度表達的單株抗體。HER2是一種屬於酪氨酸激酵素受體(Receptor Tyrosine Kinase)的蛋白質,當它跟表皮生長因子結合後,激酵素會活化,並催化ATP跟蛋白質上特定位置的酪氨酸化學反應,將一個磷酸根由ATP轉移到酪氨酸上。磷酸化的蛋白質會引起連鎖反應,最終啟動或關閉某些轉錄因子,達到調節不同基因表達的效果。而HER2被激活的後果是細胞的生長(cell growth)和增殖(proliferation)。在HER2過度表達的癌細胞中,這些生長訊號過於強力導致了細胞增殖的失控,造成腫瘤產生。而Herceptin則是通過阻止這個訊號來達到抑制癌細胞增殖的效果。

隨著近20多年分子生物學家對細胞癌化的分子機制了解日深,他們設計出不同的標靶藥,針對不同的生物標記。除了Herceptin針對HER2之外,另一種藥物Avastin(中文商品名:安維汀)則針對VEGF。VEGF是部分癌細胞放出、刺激血管生長的信號,因為腫瘤需要血管提供養分才能繼續生長。Avastin中和VEGF的信號,阻斷血管生長,以餓死癌細胞。另外也有一些針對細胞生命週期(cell cycle)標查點蛋白(check point),如CDK4/6抑制劑等,都是針對特定的靶點分子、特定的訊號通道(signaling pathway)起作用的。即使是近年大熱的免疫療法,它們也是針對免疫檢查點(immune checkpoint),特別是PD-1和PD-L1進行介入。因此PD-L1過度表達的病人,用藥後統計上會比沒有這個生物標記的病人療效更佳。

因為標靶治療是針對靶點,特定蛋白異常或是基因突變起作用,很多時候醫生都會建議病人進行生物標記測試,以決定使用何種標靶治療。但對部分病人很殘酷的現實是,並不一定能找到適合的標靶治療。即使是用了標靶治療,效果也不一定好。治療的目標是延長沒有擴散的存活期(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如果是期望像腸胃炎吃了抗生素會好的那種康復,對很多例子來說是辦不到的,這個至今仍然是不切實際的期望。

雖然目前癌症仍然是極難根治的疾病,但回望過去,科學家對這種古老而令人聞風喪膽的疾病了解已經進展了很多。再談談腫瘤學研究的新趨勢,其實在近年,重新分類癌症是一個新的研究趨勢。當然,傳統醫學對按腫瘤發生地點分類(即肝、胰、肺、胃etc)仍然很重要,亦都是佔絕對主流,但越來越多科學家向以基因突變/腫瘤細胞的分子生物學特徵分類這個方向研究。科學家們發現,發生在不同器官的腫瘤,如果有共通的同一個靶點蛋白、或是有同一個基因突變,理論上是可以用同一種藥物治療,這開啟了「廣譜抗癌藥」的大門。2018年,FDA批准一種針對NTRK基因融合(gene fusion)的新藥Larotrectinib(商業名稱:Vitrakvi)上市。這是第一種獲FDA批准,針對特定基因突變,而不是針對腫瘤位置種類用藥的抗癌藥,開創了歷史先河。而近年大熱的blockbuster drug,PD-1抑制劑Keytruda,也從開始時的只針對非小細胞肺癌(NSCLC),擴展至可適用於更多不同部位,但都同樣對PD-1測試呈陽性的腫瘤細胞。可以針對不同部位,但擁有相同突變模式和靶點腫瘤細胞的藥物,在將來會是藥物研發的一個趨勢。

為更有效地替病人篩檢他們身上腫瘤獨特的基因譜(genetic profile),近年在歐美國家亦越來越多臨床研究用癌細胞和正常細胞比較(tumor-normal pair)的全基因組測序來檢測突變點,從而尋找可能可以幫到病人的藥物種類。這些在90年代科幻小說預測的「個人化治療」(personalized medicine),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已漸成現實。當然,這個跟近年DNA測序費用大幅降低有關,目前人類基因組測序費用低於$1,000美元,即一個腫瘤—正常細胞配對的測序費用僅$2,000美元,對於病人或是保險公司都是可以承受的水平。次世代基因測序的準確度,和分析基因組用的電腦程式、算法亦都有重大進步。所以這個可以說是未來的趨勢。如果破解了癌細胞的確切突變模式,將來尋找最有效治療該突變模式細胞的藥物,就比起現在更容易了。

當然,如果要達到完全治好癌症這個終極目標,以目前人類科技水平還有極遠的路要走。如果科學界能夠做到這個目標,將會是比載人登陸月球更偉大得多的成就,但即使癌症研究集合了整個科學界、甚至人類世界最頂尖最聰明的專家、和投入了數以百億、甚至千億計的研發資金,這也不會是可見將來能夠辦到的事。

免責聲明:筆者並非醫療專業人士,本帖文的目的只供學術研討和分享之用,不能被視作醫療建議或其替代品。如果各位讀者身邊有人有這個醫療需要,請諮詢臨床腫瘤科醫生的專業意見。

Saturday, 16 May 2020

如果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贏得了勝利,今日的中國會是怎樣的一個景象?

「如果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贏得了勝利,今日的中國會是怎樣的一個景象?」
簡評知名歷史作家劉仲敬(劉老師)的民國史論和一些對他觀點的疑問。


一般來說,筆者不會就其他人對架空史(也就現實中沒有發生的情況,如果發生某某事件,歷史會怎樣演變之類問題)作出評論,20世紀的東亞史也不是筆者的專長(我比較熟悉的是古典史和西臺史)。但筆者在連登討論區一個關於「如果國民黨打勝仗」的不負責任的「斷9估」猜測,引來一位網友要求筆者點評知名歷史作家劉仲敬先生的一段訪談。筆者仔細的看過了這段長約半小時的訪談,對劉老師的觀點有讚同,亦有質疑。所以筆者就扼要地整理一下看這段影片時的筆記,跟大家分享,也讓大家可以思索一下中華民國、中共、香港、蘇聯、美國、東南亞、歐洲殖民主義勢力之間在二十世紀初、中期的複雜關係。

再一次聲明,筆者主要研究的是古典史,若筆者對現代東亞和冷戰史的認知存在史實錯誤,敬請各位高抬貴手之餘不吝賜教。

首先,要評價的影片在這裡,討論前請先觀看,影片配有簡體字幕:



影片中的論點,筆者不在這裡重覆(怕post太長不便各位讀者follow)。先說說我跟劉老師在影片中所述見解相同的論點:

一,我們都同意:如果國民政府打贏內戰(也就是毛澤東和中共輸掉內戰,被國民政府徹底消滅),香港經濟不會有二十世紀後半讓人刮目相看的成就。因為國民政府在1949年後繼續執政,不會有如此多的上海工業家和資本家逃亡到香港,帶來資本、技術等。直至二十世紀末,香港可能仍然是一個在國際上地位微不足道的轉口港,而不是一個在1990年代GDP佔中國總量近20%的經濟巨人。

二,我們都同意:民國時期上海租界作為遠東金融中心的成功,一方面是因為法制和對私有產權的保護,另一方面是建基於西方列強的利益,而不是地理位置和港口。因此,國民政府早期想利用在三個華界建立競爭港口、複製租界經濟成功(註:1943年租界的安排正式結束)的計劃是不可能成功的,因為並沒有它能夠倚靠的、能夠維持的經濟體系。

但筆者對片中劉老師的若干論點提出了疑問,或是質疑。論點如下:

一,蔣中正(老蔣)對西方殖民主義勢力的厭惡,和對「中華民族」信仰的堅持,是否足以促使他放下現實利益的考慮,走向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直接衝突的道路?(提早收回香港的動機問題)

二,片中劉老師相信1945年到1955年國民政府有很大機會收回香港,因此香港有機會提早50年落入中共的手中,成為「第四個直轄市」。但據筆者所知,1945-1955年的英國「爛船仍有三根釘」,戰後對待是否放棄香港的問題立場仍然強硬。以當時民國薄弱的軍工自主能力(當時民國能自主造噴氣式戰鬥機?火箭彈?坦克?更別說大型軍艦、原子彈和航母了。),能否支撐到直接挑釁英國的後果?要知道即使是在英國影響力最低潮的80年代,英國也打過褔克蘭戰爭,剛剛二戰後英國的相對軍力更強,國民政府不一定能打得比阿根廷好。

三,承(二),英國早於1952年已經獲得了製造核武的技術和能力,並進行核子試爆。國民政府能否承擔得起公然挑釁一個擁核國家的後果,堅持武力收回香港?即使能,這樣做是否值得?老蔣的民族主義信仰能否壓過這些考慮,讓他做出這種在政治搏奕中近乎瘋狂的事?

四,國民政府在冷戰中會親蘇還是親美這個問題上,我們應該考慮到中華民國同時可以是共產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兩邊拉攏的對象。一直以來雖然國民政府跟蘇聯確實有曖昧關係,但表面上跟美國的關係更密切,例如使用了美製武器和接受美國經濟援助等。當時的民國力量上是遠不能跟美蘇兩超級大國相比的,對於這樣一個弱國而言,遊走在兩強的夾縫之間是最合理的選擇。為什麼能肯定國民政府會放棄美國投向蘇聯一方?

五,劉老師提出:國民政府倒向蘇聯,很大可能需以犧牲東北三省作投名狀,換取蘇聯默許它侵佔港澳。但筆者想問:東北三省黑龍江是中國最大的黑土區,是中國的糧倉,經過日治時期的經營,是當時中國最工業化、經濟和鐵路基建最發達的地區。幾乎所有中國的重工業都集中在東北。當時的香港只是一個小港口,何德何能讓國民政府能犧牲這麼重要的東北來交換?

六,劉老師提到,國民政府能通過團結東南亞華人,介入東南亞事務,最終取得東南亞局勢的主導權。但筆者質疑,東南亞華人是否真的有如此大的力量去做白手套,主導東南亞的局勢?當時法屬印支半島、英屬馬來亞、荷屬印尼相繼解殖,很難得趕走了歐洲殖民者,難道佔人口絕大部分的東南亞各國人民會這麼容易再次接受華人主導的變相殖民?

七,既然在國民政府角度,跟美國的關係這麼重要,那麼是否取回香港的問題上,美國的取態是否也應該有關鍵性的影響力?美國在這個問題上會否支持傳統盟友英國?美國會否利用經濟援助和軍售作談判籌碼,尤其是國軍這麼倚賴美製裝備?美國若不支持英國,這會否影響英美關係?對美國而言兩個都是對抗蘇聯的重要盟友,得罪中華民國和得罪英國,天秤的兩邊會如何權衡、取捨和選擇?這些都難有清晰答案,但影片中劉老師似乎把這點很重要的給忽略了。

如果各位讀者對這個議題,對劉老師或筆者的觀點有補充和更多意見,歡迎在下方留言攔留下您的見解,也歡迎辯論和討論,只要是建基於事實和邏輯的就ok。再次聲明,我不是20世紀史、東亞史和冷戰史的專家,如有史實錯誤,請如實指出,謝謝!

Wednesday, 25 March 2020

考古證據顯示橄欖最早7,000年前在以色列加利利湖一帶被種植

考古證據顯示橄欖最早7,000年前在以色列加利利湖一帶被種植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shows that Olive was first domesticated around Galilee, Israel


新聞摘要:

一個國際考古研究團隊發表的報告指出,從地中海盆地花粉化石得出的證據均指向一個結論,就是橄欖樹這種地中海最重要的經濟作物,其馴化的日期和地點可以追溯至7,000-6,500年前的以色列加利利湖一帶。這個研究為人類種植橄欖樹的歷史起源提供了重要證據。

橄欖樹在古典時代對地中海一帶的農業有著很重要的地位,在希臘和羅馬,橄欖油除了被用作食用外,還被用作照明、宗教儀式、個人清潔衛生和製作藥品。但此前考古學家們對於橄欖是何時開始被人類馴化作經濟作物的這個問題上意見不一,原先估計是介乎6,000年至4,000年前,造成這個不確定因素的主要原因是考古學和分子遺傳學的證據存在自相矛盾之處為解決這個問題,特拉維夫大學的研究團隊採用了分析地中海各處所沉積的花粉化石,以尋找來自橄欖這種植物花粉化石,相比較起其他跟橄欖擁有類似生態環境的植物之的異常尖峰值。這樣就允許研究團隊鎖定只能夠由大規模人類種植橄欖所解釋的上升。他們也將研究結果跟考古結果得出的結論相比對,以確定人工栽種橄欖技術在地中海各地之間傳播的時間先後。

以花粉化石樣本追蹤古代馴化不同植物時間的方法,在近年考古學界嶄露頭角,這種研究可以揭示古代人到底在栽種哪些作用,以及分析古代氣候劇變期間對農業的影響。考古學家通常是湖泊底部的沉積物中抽取出樣本。因為花粉通常能隨風飄浮數十公里,然後再沉積在湖泊或靜止水體裡面,當花粉被沉積物迅速掩蓋之後,它們往往就能保存數千年的光陰。通過分析這些花粉,就能解答古代這區域中有甚麼植物在生長。


在這個研究當中,科學家們從環地中海區域的23個花粉記錄中得到了橫跨11,000年的記錄。當中橄欖樹的花粉量一直都相當穩定,因為野生的橄欖樹本來就是地中海一帶的原生物種。然而當他們分析距今7,000年前、從加利利湖附進提取出的樣本後發現,橄欖樹的花粉出現一個不能被植被變化解釋的巨大峰值。然後,他們也同樣在死海附近的樣本中發現6,500年前的異常峰值。這個尖峰值出現前的7,300年前,橄欖樹的花粉只佔3.5%,然而到了6,900年前,這個數字卻急速上升至17%。這只有一個解釋,就是有人在這段時間內距加利利湖50公里半徑的範圍內大規模地種植橄欖。這範圍包括加利利、戈蘭高地和西岸一帶,也是第一次出現人工大規模種植橄欖的證據。

除此之外,考古學的發掘也發現了這一帶很早就已經存在消耗橄欖和煉製橄欖油的證據。事實上,考古證據甚至指出橄欖樹被馴化和栽種的時間,比起花粉研究中給出的日子還要早幾百年。7,600年前的海法市附近的地層中,他們發現了壓制食油的坑,這是煉製橄欖油的證據。在海法和加利利市之間發現的粘土器皿中的確餘物,經分析後也發現是橄欖油,距今達到8,000至7,000年。這些最早期的橄欖油製作作坊,所使用的多數是野生橄欖,但當時的農夫可能已經知道通過修剪樹枝能增加收成比率。雖然野生橄欖果實細小而帶苦味,然而早期的農夫有可能是先嘗試用野果壓油,然後才發展出馴化橄欖這一個較複雜而較難掌握的步驟。事實上,種植果樹跟種植穀物不同,穀物只需要幾個月就能夠收成,而果樹則需要數年之久。只有這樣,農夫們才可以開始人工選擇以增加收成比率和改良橄欖果的質素。因此,他們必先知道這種樹的果實有經濟效益,然後才會投放資源和心力在這種植計劃之上。

當然,我們並不知道為何古代的農夫們知道人工配種能改善作物品質和經濟效益,這有可能是一個純粹憑直覺的發現:例如只栽種產生優質果實的樹而不選擇劣質果實的果樹。事實上,人類馴化栽培其他穀物種類時,很有可能造成了物種的基因變化。橄欖樹的種植,大約發生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到銅石並用時代早期。那時即使城市尚未出現,但複雜的農業經濟,甚至可能通過出口貿易以產生財富的做法,可能已經開始。這次研究的參與者Langgut總結:當時這些社群可能已經能夠產生餘糧,以允許投資在橄欖這種經濟作用的種植之上。而且農場土地的擁有權等,都能夠代代相傳。

當發現了橄欖種植的起源後,團隊基於從8個國家所獲得的樣本,進一步追溯橄欖在黎凡特南部以外的傳播。有趣的是,在黎凡特之後最先開始耕作橄欖的地區是希臘的愛琴海一帶地區,距今約6,000至5,500年前。我們並不知這這涉及到植株本身的傳播,還是純粹是栽種方式和技術的外傳。希臘人對橄欖相當重視,以至在公元前6世紀的《梭倫法典》中明文規定,破壞橄欖樹的人將會被判處死刑。在希臘之後,橄欖的傳播需時數個世紀才傳到黎凡特北部。在4,800年前到達敘利亞,以及在3,200年前到達土耳其。數據顯示意大利一帶最早的橄欖種植在距今3,400年前開始,並在2,500年前被希臘人或腓尼基人的殖民者帶到西南歐的伊比利亞半島。從此之後,橄欖這種作用確立了在地中海一帶農業經濟中的地位。如果這份研究結果被證明屬寫,這將是繼fava beans這種豆類之後第二種被確實起源於以色列的農作物。科學家們醉心於研究植物的馴化史,這不止是為我們提供了人類歷史和早期定居社會的資料,這也對幫助現代的農業發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因為通常是在起源地的植物才能擁有最大的基因多樣性,所以只要找到起源地,就有更大機會能找到抗害蟲、疾病、甚至氣候變化的植物品種。

外電報導:

Tuesday, 10 March 2020

「罪惡之城」所多瑪是否存在?淺談相關考古證據和學術爭議(2)

「罪惡之城」所多瑪是否存在?淺談相關考古證據和學術爭議 (下集)
Does Sodom exist? Relevant archaeological evidences and surrounding controversies (Part II)


埃勃拉(Ebla)古城遺址,在這裡曾經出土成千上萬有楔形文字的泥板,這些泥板對聖經考古學(Biblical archaeology)有重大的價值,也同時帶來政治的介入和學術界不休的爭議

1970年敘利亞Ebla意外的發現和的爭議

上集提到,古典時代的作家斯特拉波和約瑟夫在他們的著作中分別提及所多瑪的存在和大約位置。即使到了約瑟夫所身處的公元1世紀,包括所多瑪在內的平原五城被焚毀淨盡的遺址仍然可以在死海邊看得見。然而,隨著羅馬帝國的傾覆,有關於所多瑪位置的訊息都消失在歷史長河中。而在近代,不論是所多瑪的存在,還有它那戲劇性的滅亡故事,都遭到考古學界的質疑,甚至否定。考古學界對於這座古城的取態,主要是因為我們缺乏跟所多瑪同時期的文獻,尤其是希伯來《聖經》以外的文獻記載;更重要的是,如果所多瑪真實曾經存在,而又曾經被烈火焚毀,它理應必然在考古上留下記錄,特別是城池本身的遺址。既然《荷馬史詩》中的特洛伊和邁錫尼都找到了,那麼所多瑪又怎可能憑空消失?既然考古學界花了多年都找不到,他們的質疑聲音其實不無道理。那麼到底所多瑪的遺址在哪裡?要解答這個問題,考古學界轉向近東其他地方發現的古代文獻泥板,尋找傳說中失落的所多瑪。

埃勃拉(Ebla)的遺址地形圖,這座面積60公頃的古城曾經是一個重要的行政和宗教中心

從1964年開始,由意大利考古學家,羅馬大學教授Paolo Matthiae、作為首席翻譯的美索不達米亞語言專家Giovanni Pettinato教授在敘利亞的Tell Mardikh開始了考古挖掘。Tell Mardikh位於敘利亞海岸重要商港烏加里特(Ugarit)和另一座城市阿勒頗(Aleppo)之間,地處敘利亞西北部地區。他們的考古工作後來確認了Tell Mardikh的真正身份正正就是敘利亞古城埃勃拉(Ebla)。這座城市城牆內面積約60公頃,在古代近東地區並不算大,例如在蘇美爾的烏魯克(Uruk)全盛時就有541公頃,而另一座古城拉格什(Lagash)也有400-600公頃的大小,是埃勃拉遺址的十倍。然而,在1975年,遺址發現了數以千計的泥板,顯示該座城市在青銅器時代早期有一定的重要性。考古學家根據陶器和碳測年推算,埃勃拉在公元前2,200年左右被滅,在城內的檔案館埋藏了眾多泥板,也隨城市的出土而重見天日。在這批被稱為「埃勃拉泥板文書」(Ebla Tablets)的古代檔案中,考古學家有意外發現,當中最令人震驚的是《埃勃拉創世傳說》(Creation myth of Ebla)。埃勃拉版本的創世傳說經翻譯後,它所描繪的宇宙起源是來自一位至大者LUGAL從無到有的創造(看過筆者《漫談荷馬史詩中的歷史背景》和《紅河之歌:西臺帝國興衰史》的讀者應該知道,後來LUGAL這個詞也被阿卡德文中用作指大國君主)。這比起蘇美爾《吉爾迦美什史詩》(Epic of Gilgamesh)更接近於希伯來人《創世記》中的描述。正因為此,即使埃勃拉多神教崇拜500位神祇,但LUGAL這位創世神祇的記載和這塊泥板的重要性不能低估,尤其是考慮這份文件有4,300年以上的久遠歷史,它有可能為《舊約》創造故事的起源提供重要線索。關於《埃勃拉創世傳說》的資料,筆者就不在這裡深入討論。筆者想更深入討論的,是另一份內容看似沉悶的地名名單。這份名單在當年考古成果發表時引起的震撼和激烈的爭議,完全不亞於創世傳說泥板的出土和翻譯。

在1976年,考古學家在埃勃拉發現了很多泥板,當中有兩塊泥板是屬於地名列表。Giovanni Pettinato教授在數百個地理位置的名字中,於TM.76.G.524號泥板發現了一個地名叫做「si-da-mu-KI」,楔形文字寫法是:


擔任考古團隊首席翻譯的Giovanni Pettinato眼前為之一亮,他相信,si-da-mu就是Sodom所多瑪城的楔形文字拼法。沿這線索順藤摸瓜,他相信他發現的是第一份提供了約旦河摩押平原眾城名字的古代文獻。他將si-da-mu識別作所多瑪、e-ma-ra識別作蛾摩拉、ad-ma識別作押瑪、si-ba-i-um識別作洗扁、最後be-la識別作比拉,進而得出跟《創世記》第14章中摩押平原五城相同的順序,這也是所多瑪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跟它同時期的楔形文字泥板文獻中。當這個考古成果被發表之時,它對考古學界甚至社會公眾造成的震撼可想而知,然而隨之而來的反對、評擊和批判聲音也同樣大。有學者質疑意大利考古團隊將埃勃拉地名列表中的名字輕率地跟《聖經》中的名字扯上關係,這在學術上是不嚴謹的做法。質疑派相信,si-da-mu和泥板上出現的其他名字,並不是位於約旦河一帶而是位於敘利亞北部和現今伊拉克的美索不達米亞地區。意大利考古團隊的高調最終招來了敘利亞政府的介入,敘利亞當局向考古團隊發出警告信,不得再炒作《埃勃拉創世神話》和將埃勃拉的任何發現跟以色列(以色列一直是敘利亞的敵對國家)和希伯來人的經典比較以及扯上任何關係,這面紅耳赤的爭端最終冷卻下來。至今,大部分的考古學者都不再承認si-da-mu跟所多瑪有任何關係,也不再認同摩押平原五城的名字曾經出現在埃勃拉的泥板文獻之中。然而,敘利亞政府的介入也明確顯示時至今時今日,考古工作的進行在中東一帶仍然是相當政治敏感的事情,尤其是涉及到跟阿拉伯—以色列爭端有關的古代記錄。

埃勃拉文獻(Ebla archives)當中提及過si-da-mu-KI這個地名的其中一塊泥板(分類編號ARET 08 0524)。埃勃拉的文字屬於西北閃米特語,考古學家曾經在這些泥板中找到類似於希伯來《聖經》中的創世神話和跟希伯來文名字相當近似的人名

21世紀的新發現:約旦古城阿爾哈曼土丘(Tall el-Hammam)

死海北部的地形圖和考古遺址分佈圖,約旦河平原形成一個近乎圓形的沃土地帶,平原東部青銅器時代遺址星羅棋布,有可能就是《聖經》中提及過的KIKKAR

1970年代,正當埃勃拉的爭議正值高峰時,在死海附近的考古也獲得了進展。考古學家在死海南面發現了幾座青銅器時代的古城,還有它們被火災摧毀的證據。宗教學者很快就將它們聯想到被滅的平原五城,學術界以它們所位處於死海南部將這個理論稱作「南方理論」。然而,南方理論所面對的問題是這些被發現的城池規模都很小,跟記載中繁盛的所多瑪格格不入,而且它們被的年代也跟傳統上亞伯拉罕的年代不同。於是又有另一個理論指摩押平原被死海上升的水平面淹沒了,然而,在死海的水下考古也沒有找到消失的平原五城。到底傳說中的所多瑪在何方?為了解答這個問題,有部分的考古學家開始往傳統理論所忽視的地點,也就是死海的北部尋找答案。

阿爾哈曼土丘(Tall el-Hammam)
阿爾哈曼土丘的復完圖,它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遭到烈火摧毀滅亡之前,曾經是約旦河平原一座最大和最繁盛的青銅器時代中期(Middle Bronze Age)城市

在死海北部尋找所多瑪的考古學家當中,其中一位就是美國的學者斯提芬.科林斯(Steven Collins)。科林斯對所多瑪的興趣是在1996年開始,他發現《創世記》以希伯來文KIKKAR(希伯來文:כִּכָּר,一種圓形的薄餅)稱呼摩押平原,加上關於該平原如埃及般有河流滋潤和追溯羅德向東前進的旅程,將所多瑪的位置鎖定在死海北部,約旦河東岸一帶。他的分析指出,該地區有多達25個地理特徵符合《創世記》中的描述,而知名的耶路撒冷只有16個符合,這都增強了他在該區開始考古工作的信心。2006年,科林斯在約旦河東部,位於今日約旦王國境內的阿爾哈曼土丘(Tall el-Hammam)開始考古工作,他的挖掘很快就有了驚人的發現。他發現阿爾哈曼土丘有分上城區和下城區,由30米厚、15米高、長2.5公里的巨大城牆包圍,面積達到40公頃。在13年的考古工作中,他找到了巨大的宮殿建築,牆壁甚至達到1.5公尺厚,並曾經樓高兩層。更令考古學家振奮的是,他們在挖掘的過程中,發現了一層厚厚的灰燼,這是城池滅亡時曾經遭到高溫焚毀的強烈證據。考古學家對遺址中最終毀滅層(final destruction layer)的有機物殘留樣本進行放射性碳(Carbon-14)測年,得出了相當一致的結果,阿爾哈曼土丘古城的滅亡發生在公元前1700年±50年。

阿爾哈曼土丘LS.42K考古挖掘坑發現的一層厚厚灰燼,顯示城市曾經遭到高溫焚毀

到底是甚麼焚毀了阿爾哈曼土丘

阿爾哈曼土丘遭到高溫焚毀的證據,在歷史學界造成了很大的回響。當然,歷史學界是不會接受「上帝降下硫磺和火將城池焚毀」這種超自然的解釋。那麼,到底是甚麼毀滅了阿爾哈曼土丘這座曾經繁盛一時的大城呢?為此,科學界提出了兩種解釋。其中一種解釋是地質上的活動,例如地震造成了這座城池的傾覆。這種理論最早在古羅馬的地理學者斯特拉波(Strabo)就已經提出過,他對所多瑪的描述請參考上一篇文章。然而,這個理論卻未能完滿地解釋考古證據:對城內建築研究的一切的證據,都顯示建築物是從上而下的塌陷,而不是地震造成牆壁裂開倒塌的。很明顯,城池是遭到由上而下的高溫烈焰燒成灰燼。那麼又是甚麼從天而降,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將阿爾哈曼土丘燒成灰呢?

1908年通古斯大爆炸中被衝擊波傾倒的樹木。有科學家認為,阿爾哈曼土丘有可能是跟通古斯大爆炸類似的隕石空爆造成的

最近,科學家們提出了一個新的理論,指出阿爾哈曼土丘和附近的城市,甚至可能包括遠在約旦河對岸的耶利哥(Jericho),是在一場空爆(air burst)中被破壞。空爆,是指在空中發生的爆炸,現代的核武器在攻擊敵方城市和工業設施等目標時,採用的也就正正是空爆引信。造成這場空爆的元兇,很可能是一枚外太空飛進地球大氣層的隕石。隕石在進入大氣層的期間在半空發生爆炸,灑下如《聖經》中描述的火雨,將面積500平方公里的整個平原徹底摧毀,40,000-65,000居民即時喪生。這麼戲劇性的一幕,到底是否有可能曾經發生?事實上,類似的情況在人類歷史上確實曾經發生過,例如1908年俄羅斯西伯利亞發生的通古斯大爆炸(Tunguska event),和中國明朝末年北京所發生的天啟大爆炸,就被認為是跟隕石墜落有關。通古斯大爆炸的威力相當於2千萬噸級的核子爆炸,波及範圍達2,150平方公里,雖然摧毀了阿爾哈曼土丘的爆炸規模較小,但威力也等同一枚核武器在空中引爆的威力。到底是甚麼毀滅了摩押平原的諸城?新的研究方法和遺址所呈現出的證據,將有助於考古學家們追尋事實的真相。

論vs新爭議

2012年,科林斯出版了一本講述關於阿爾哈曼土丘遺址就是歷史記載中所多瑪的著作《所多瑪城遺址的發現:關於發現舊約中最惡名昭彰之城的真實故事》。它再一次引起了考古學界和宗教界的轟動,所多瑪城的出土,就如這本書聲稱的一樣,一直以來都是近東考古的其中一個聖杯(Holy Grail),它對歷史和宗教的領域有著深遠的意義。但正因為此,阿爾哈曼土丘作為所多瑪城的選址(candidate site)同樣遭到了學術界和宗教界的質疑,尤其是支持傳統南方理論的支持者。他們主要的質疑有兩個:瑣珥在所多瑪附近,而羅得在數小時內就由所多瑪抵達瑣珥(傳統理論指它是在死海的南方),因此所多瑪不可能在死海的北方。另外,阿爾哈曼土丘的毀滅層年份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跟傳統宗教界所認定的亞伯拉罕在生年代(約公元前1,900年左右)不吻合。這兩個疑團雖然經過了十年左右的激烈辯論,但仍然沒有一致的答案。在考古學的歷史中,2006年出土的阿爾哈曼土丘仍然是一座相對很新近發現的遺址,目前已出土的面積只佔城池面積的極小一部分。雖然考古工作進行至今,尚未能夠有一個肯定的答案到底 阿爾哈曼土丘 是否就是所多瑪,而學術界在這個問題上仍然意見分歧,但隨著遺址更多建築的出土,也許會為學術界帶新的理論和洞察(insight)。

參考資料:

Saturday, 7 March 2020

「罪惡之城」所多瑪是否存在?淺談相關考古證據和學術爭議(1)

「罪惡之城」所多瑪是否存在?淺談相關考古證據和學術爭議 (上集)
Does Sodom exist? Relevant archaeological evidences and surrounding controversies (Part I)

英國畫家約翰.馬丁1852年所畫的油畫《所多瑪和蛾摩拉的滅亡》:所多瑪這座被《舊約聖經》稱為惡貫滿盈的大城最終遭到審判而被毀滅,在西方歷史中成為不少文學作品和藝術品的創作靈感和題材

《舊約聖經》中的罪惡之城

在西方歷史中,很少城市如所多瑪起無數世代的恐懼、厭惡和無盡的聯想。如果在西方要找一座城市代表罪惡,那麼這個代表就非所多瑪莫屬。關於所多瑪的滅亡,最廣為人所知的記錄記載在《舊約聖經》《創世記》中,根據記載,所多瑪和蛾摩拉的罪惡極重,上帝得知後就決定毀滅座城市。但亞伯拉罕(Abraham)憐憫城裡的居民,於是便跟上帝討價還價。他最初問上帝如果城裡還有50個義人,那麼還會不會因為這50個義人的緣故放過這座城。上帝答應了他的懇求,如果城裡真的有50個義人,就因他們的饒恕這座城。後來,亞伯拉罕又問,如果城裡只有45個、40個、30個、20個義人,那麼還會否決定毀城。上帝逐一答應了他的要求。最後亞伯拉罕討價還價至若城裡有10個義人那麼還會否毀城,上帝也答應了,如果城裡還有10個義人也會因為這10人的緣故放過這城。(創18:20-33)

接下來的創世記第19章中,上帝派遣了兩位天使到所多瑪,造訪亞伯拉罕居於所多瑪的侄子羅得(Lot),這兩位天使受邀到羅得家中吃飯,但當城裡的居民知道後,紛紛來包圍羅得的家,要羅得交出兩位天使任他們所為。羅得對這些所多瑪人苦言相勸,甚至說可以交出兩個女兒來讓他們為所欲為,但對方卻更群情洶湧,想加害於羅得。結果兩位天使把羅得拉回家中,並讓那些包圍羅得家的所多瑪人眼睛昏迷,找不到大門。看到所多瑪人的所作所為後,兩位天使警告羅得,必須立即帶同所有跟他有親戚關係的人離開所多瑪,甚至這個平原,因為上帝已經決定了要毀滅這裡,並且他們是被派來執行判決的。羅得連忙告知他的女婿上帝要滅這城,但對方都以為他是在開玩笑。天明之時,羅得遲遲不肯離開所多瑪,天使著急於是拉著羅得、他妻子和兩個女兒的手逃出城外。他們先是到瑣珥(Zoar),上帝答案不滅這座小城,但當他們到瑣珥後,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天上突然降下硫礦和火,將所多瑪、蛾摩拉、和整個平原、平原諸城全部都毀滅了。而羅得的妻子則因為回頭望,所以就變成一根鹽柱。而當亞伯拉罕清早起來望向平原時,他看見「那地方煙氣上騰,如同燒窯一般」。(創19:1-30)

說到這裡,我們必須要問一個問題:所多瑪所犯的罪惡到底是什麼?為何招惹上帝如此大的烈怒以致要用火來消滅這座城市?傳統上來說,所多瑪犯的罪惡跟性有關,例如他們要羅得交出造訪他家的天使,任他們所為,這都被指作同性性行為(正因為此,後世人將不自然的性行為稱作Sodomy,就是來源自所多瑪的典故)。另外,羅得兩位女兒在逃離瑣珥,到山洞中定居後的所作所為,也被視作是所多瑪罪惡思想的證據。羅得兩位女兒分別將羅得灌醉,然後跟他發生關係(創19:31-38),顯示她們有可能是因為長期居住在這座罪惡之城,性觀念和價值觀都可能因此而遭到扭曲,以致最終做出了亂倫這種行為。


死海資料圖片,死海是含鹽度很高的鹹水湖,鹹水蒸發後留下湖邊雪白的鹽份

,羅馬時代的希臘地理學家斯特拉波(Strabo,公元前64/63年-公元24年)就曾在其著作《地理學》(Geography)中提及在馬薩達(Masada)附近的死海曾經有13座有人居住的城市,而所多瑪則是它們當中規模最大的都會。斯特拉波在同一段中提及所多瑪以外60斯塔德(Stadia)的地區則逃過一劫。關於所多瑪的覆滅,斯特拉波給出的解釋同樣跟火與硫磺有關,但他相信是自然現象而非上帝的審判。他認為死海一帶發生地震,導致地面噴出火焰、硫磺和瀝青摧毀了這些城市(Geography Book XVI,Chapter II:44)

另一份對尋找所多瑪位置有參考價值的是約瑟夫(Josephus,公元37-約100年)的《猶太古史》(Antiquities of the Jews)和《猶太戰爭史》(War of the Jews),約近,並且跟約旦河距離接近(Antiquities of the Jews,Chapter VIII:3)他解釋道所多瑪由5位國王統治,並曾經跟亞述人爭戰(Antiquities of the Jews,Chapter IX-X)根據約瑟夫記載,所多瑪曾經是一座富裕而漂亮的大城,並因觸怒上帝而遭到天譴,被天降下的雷電、火與硫磺毀滅。約瑟夫所提供的所多瑪滅亡原因的記錄,跟《舊約聖經》中的記載相當一致。在《猶太戰爭史》中亦提到所多瑪的位置跟瑣珥為鄰,並曾經很繁盛。而根據約瑟夫《猶太戰爭史》,到了公元1世紀的羅馬時代,所多瑪在造訪當地的人眼中仍然可以看見它被燒成灰燼的遺址(War of the Jews,Chapter VIII:4)。這時候距離記載中的所多瑪滅亡年代,已經過了接近1,900年。

雖然古典時代的史學家,不論是希臘人或猶太人,都將所多瑪的存在視作歷史事實,但到了近代,關於所多瑪的存在和戲劇性的滅亡都遭到了理性的質疑。19世紀至20世紀初,歐洲興起了考古學的熱潮,在尋寶和個人名譽的吸引之下,很多古典時代有名而長期以來找不到遺址的古城都被挖掘出土,包括希臘的諾可索斯、邁錫尼、小亞細亞的特洛伊等等。然而同時,關於所多瑪存在的文獻和遺址都很缺乏。另外,《聖經》早期人物如亞伯拉罕等的歷史性(historicity)也同樣沒被美索不達米亞出土的泥板文獻確立。簡單點來說,以當時的已有考古知識,學術界並沒有任何有說服力的證據證明所多瑪的存在和它被滅的故事乃史實。於是,當時的學術界普遍對所多瑪的存在抱有很大保留。學術界中甚至有比較極端的理論,指所多瑪和它被烈火焚毀的記載純屬杜撰。那麼,關於所多瑪這座罪惡之城的記載,包括《舊約聖經》和古典時代作家所寫的,到底有幾分真、幾分假?這個問題經過了數十年的考古工作和研究,仍然沒有太大進展。直到20世紀中後期,圍繞所多瑪的歷史真相仍然被迷霧掩蓋。這座傳說中惡貫滿盈的罪惡之城,難道就這樣如鬼魅般永遠消失在歷史長河中?這個問題的答案似乎是肯定的,直到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新的考古證據才又將所多瑪是否存在的問題,於考古學和歷史學界的討論中再度浮上檯面。關於這些新的考古發現和它們所引起的爭議,就請容我在下篇文章再作深入討論。

參考資料:

  1. 《舊約聖經》《創世記》,繁體中文和合本,來源網址:http://www.o-bible.com/cgibin/ob.cgi?version=hb5&book=gen&chapter=18
  2. 斯特拉波《地理學》,來源網址:http://penelope.uchicago.edu/Thayer/E/Roman/Texts/Strabo/16B*.html
  3. 弗拉維.約瑟夫《猶太古史》和《猶太戰爭史》,William Whiston翻譯,來源網址:http://www.ultimatebiblereferencelibrary.com/Complete_Works_of_Josephus.pdf

Wednesday, 26 February 2020

美國將於今年內首次測試神盾系統SM-3攔截洲際彈道導彈

美國將於今年內首次測試神盾系統SM-3攔截洲際彈道導彈
US Planning 2020 ICBM intercept test using SM-3 Block IIA interceptor


【Zannanza's History Channel社論】根據外媒《海軍新聞》(Naval News),美國導彈防禦局(Missile Defense Agency,簡稱MDA)正計劃在2020財政年度的第3季度(Q3 2020),進行一次歷史上首例以艦載神盾系統攔截洲際彈道導彈(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簡稱ICBM)的測試,測試中用作攔載的反導導彈將會是美日共同開發的第IIA批次的標準三型導彈(SM-3 Block IIA)。這段消息最先由SNA 2020會議中提及過,並被導彈防禦局官方消息所證實。通過以往美國MDA所發放的解密資料,筆者相信SM-3 IIA理論上是有能力在特定情況下攔截洲際導彈。美國部署於阿拉斯加Fort Greely和加州范登堡空軍基地的陸基中段反導系統(Ground-based Midcourse Defense)是目前美國唯一一個有能力攔截洲際導彈的反導系統,而艦基和陸基的神盾系統,則一向對外宣稱只是用來攔載短、中程導彈。然而早在SM-3 IIA仍處於研發階段的2000年代,美國導彈防禦局解密的資料中,就曾經提及過SM-3 IIA理論上擁有對上升段或落下段ICBM的攔截能力。而今次計劃中的測試實驗,也證明筆者早前對SM-3和神盾系統擁有戰略反導能力的猜想。

美國導彈防禦局(MDA)解密一份2009年預備,關於各型號反導系統,包括陸基中段反導、神盾系統、薩德系統(THAAD)和愛國者3型(PAC-3)的反導能力投影片。清楚顯示出SM-3 IIA擁有理論上對抗射程超過5,500公里的洲際彈道導彈的能力
另一份解密文件,雖然配備SM-3的神盾反導系統(Aegis BMD)射高和射程並不能對洲際導彈進行飛行中段攔截,但理論上有能力在重型洲際彈道導彈未放出配置彈頭和誘餌(decoy)後助推載具(PBV)的上升段(Ascent phase)進行攔截。另外它也能在下降段(Descent phase)攔截威脅美國本土的洲際導彈彈頭

這次預計會在FY2020 Q3進行的歷史性攔截測試被定名為FTM-44,測試將在太平洋進行。導彈防禦局發言人Heather Cavaliere表示,測試中將發射一枚型號為ICBM Type II的戰略導彈靶彈,並從一艘配備Mk. 41垂直發射系統(VLS)和最新神盾作戰系統的伯克級驅逐艦發射一枚SM-3 Block IIA反導導彈,在靶彈飛行途中嘗試將它擊落。由於涉及保密關係,參與這次作戰的驅逐艦名字將不會公開。SM-3 IIA攔截彈是SM-3系列反導導彈的最新型號,由美日共同開發,它以SM-3 IB為基礎,將彈體三級全部直徑增加到21英寸的固體火箭發動機,能夠提供遠比SM-3 IB高的速度增量(Delta V),因此擁有遠超前者的燃盡速度(Burn-out velocity)、射高、和射程優勢。

SM-3 IIA的確切燃盡速度、射高、和射程數據屬於嚴格保密的資料,但根據外間估計,它的燃盡速度最保守估算超過4.5km/s(目前用作攔截洲際導彈的GBI燃盡速度超過8.3km/s)、最大射程超過2,500公里。然而由於SM-3 IIA能攔截燃盡速度超過第一宇宙速度(即約7.9km/s)的洲際彈道導彈,因此亦有猜測指它的真實燃盡速度遠高於4.5km/s。事實上,在2008年2月20日,美軍就曾經利用舊款的SM-3 IA攔截高度為247公里,速度為第一宇宙速度的失控間諜衛星。SM-3 IIA反導導彈和攔截較短程導彈的薩德(THAAD)、愛國者3型(PAC-3)一樣並不配備彈頭,它的鼻錐分離後會釋放出一枚輕量外大氣層殺傷載具(Lightweight Exo-Atmospheric Projectile,簡稱LEAP)。LEAP是屬於一種叫碰撞殺傷式的彈頭,並不攜帶一般彈頭常用的炸藥,而是利用高速的直接撞擊摧毀目標。由於高速的撞擊釋放出來的能量達到130MJ的級別,所以它能夠確保由強化擋熱層保護的核彈頭在撞擊中被徹底摧毀。回顧過去歷史,美國最早的反彈道導彈系統(Anti-Ballistic Missile,或ABM)是1950年代開發的尼克—宙斯(Nike Zeus)系統。到了1970年代中期部署的Sprint ABM,當時它是利用一枚低當量中子彈頭利用極高燃速的固體火箭發射到60公里高度進行攔截。但這些計劃最終都被取消了,因為它對多彈頭的導彈效用成疑。直到1990年代,美國開始研發不需使用核彈頭的碰撞殺傷反導系統,技術難度被認為用「子彈擋子彈」的級別,最終發展出目前美國正使用的GMD系統、神盾系統和薩德系統。

根據官方消息,FTM-44測試中所用的靶彈是第二類洲際彈道導彈靶彈(ICBM Type II),是由三叉戟C4型潛射彈道導彈的第一級,加上飛馬座火箭的上面級組成,是純固體燃料的靶彈,同時被用於陸基中段反導系統(GMD)的攔截目標
正在工廠車間生產中的SM-3 IIA攔截導彈,它三級均為21英寸彈體,速燃固體火箭發動機,大大增加了對比舊型號SM-3 Block IB的速度和射程優勢

關於今次實驗所使用的靶彈,我們所知道的確實資料不多。外界估計,解密資料中的ICBM Type II是一種共有三級的威脅代表性(threat representative)洲際導彈靶彈,由諾斯洛普格魯曼公司製造。它利用美軍退役的三叉戟C4潛射導彈的第一級,加上兩個基於飛馬座火箭的獵戶座-50(Orion-50)固體上面級(upper stage)造成,跟此前使用的戰略導彈靶彈ICBM Type I相類似。它擁有極高的燃速和加速度,因此攔截難度也很大,如果作為進攻性武器使用,將擁有很強的突防能力。因此雖然美國公開聲稱它是用來模擬北韓和伊朗的戰略導彈威脅,但實際上這兩國都沒有類似突防能力的純固體洲際導彈(北韓之前測試的火星系列洲際導彈僅是燃速慢、老舊的液體燃料導彈)。相較之下,這款靶彈更接近於其他聯合國「五常」核大國所擁有的戰略導彈,因此有軍事分析師認為用SM-3打高速固體洲際導彈靶彈,它真正針對的是擁有洲際導彈數量較少的亞洲某大國。SM-3和GBI互相配合,將能夠確保美軍能夠對某亞洲大國經過北太平洋飛往美國的核彈頭進行多次攔截機會,以確保成功率。ICBM Type II曾經在2017和2019年的FTG-15和FTG-11中被用作訓練陸基中段反導系統。

2019年,美軍正式發出SPY-6新型神盾雷達的初始低量生產LRIP合約,預計2023年形成初始作戰能力。SPY-6 AMDR應用了模組化技術和氮化鎵(GaN)主動相控陣對舊款砷化鎵(GaAs)達擁有壓倒性的優勢

雖然今次測試尚未進行,其成敗有待觀望,但展望未來,美國似乎已經準備好大規模升級它的反導基建。在反導傳感器方面,美國的天基和陸基傳感器技術和部署近年都有大動作。天基傳感器方面,除了2000年代後部署「天基紅外系統」(SBIRS)新一代早期預警衛星外,近年美國也利用商業衛星(外界傳聞是銥星公司的Iridium Next系列通訊衛星)成功部署了「天基殺傷評估」(Space-based Kill Assessment,或SKA)載荷,它能夠獨立對每次攔截的碎片雲進行分析並判斷攔截的成功和失敗。在陸基雷達系統方面,美國正在阿拉斯加州建造威力強大的「遠程分辨雷達」(LRDR,美軍內部代號為SPY-7),它是一座利用了次世代氮化鎵(Gallium Nitride,化學公式GaN)收發模組的陸基主動相控陣雷達(AESA Radar),擁有更遠的探測距離、功率、和對真假彈頭的分辨能力。另外,氮化鎵主動相控陣雷達也即將上艦。美軍正準備對伯克級Flight III的新型導彈驅逐艦安裝SPY-6防空反導雷達(AMDR),它的基本型號敏感度比目前神盾艦所用的SPY-1高達100倍。而最近美軍亦決定將SPY-6的縮小版本用作升級舊款伯克級Flight IIA的雷達傳感器,以讓舊艦都能夠享受到科技進步帶來的戰力提升。在進行了天、海、陸基的傳感器升級,和美軍獨步全球的傳感器融合和聯網能力後,如SM-3 IIA等新型的攔截彈將能夠更有效發揮到它攔截敵國彈道導彈的能力。

參考資料:

Saturday, 22 February 2020

細胞培殖肉即將改變人類飲食生態?寫在農業史1萬年來最大變革的前夕

細胞培殖肉即將改變人類飲食生態?
寫在農業史1萬年來最大變革的前夕
Cultured meat: the biggest revolution in 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the last 10,000 years?


【Zannanza's History Channel社論】看過筆者舊文《探本溯源:西方上古史入門》系列的讀者們,應該還記得文中討論過人類文明史的兩個極其重要的發展:植物的馴化(domestication of plants,又稱作農耕的開始),和動物的馴化(domestication of animals)。對生活在21世紀的我們而言,這些人類文明史的重要轉捩點都已經是遙遠過去發生的事。事實上,人類獲取食物的方式,在過去1萬年並沒有發生本質上的變化:從收割植物獲得主糧,和屠宰動物獲得肉食。但當我們以為這種做法將永續下去的時候,一場新世紀的糧食革命正無聲無色地悄悄降臨。

由於傳統生產肉類的方式很不環保,需要使用大量水和土地資源,加上屠宰動物所產生的人道問題,肉類的生產和食用一直引人垢病。隨著人口眾多的亞洲國家經濟起飛和生活水平的進步,全球對肉食的需求急劇增加,導致更嚴峻的環保問題。例如,巴西每年就必須砍伐大片珍貴的熱帶雨林改成耕地,以種植大量動物飼料和作放牧用途。進入了21世紀,隨著細胞生物學的進步,科學家們開始問一個問題,到底從動物的幹細胞培殖肉類作食用是否可行?2013年,一名荷蘭科學家製造了世上第一個以人工培殖的牛肉製造出來的漢堡包,開創了歷史的先河,亦引起當時一時熱話。但7年前,製造這樣一個漢堡耗費了32萬5千美元的天價,以當時的技術,距離經濟上可行(economically feasible)的實用化仍然很遠。

但科學家們沒有放棄,在這7年間,他們進一步改良了細胞培殖的方式,棄用了Fetal Bovine Serum (FBS)這種需要從屠宰牛隻獲得的細胞培養基,並大幅降低了成本。培殖肉上餐桌,已經不再是遙不可及的事。事實上,或許大家沒有留意,但我們的確在一場新的農業革命的前夕。據估計,在數年之內,培殖肉將會被送到餐廳和超市販售,到了2040年,全球肉食的35%將來自培殖肉。而培殖肉跟Beyond Meat等現時流行的「素肉」完全不相同,素肉是使用植物材料製作的仿製肉,而培殖肉則是貨真價實,由動物細胞組成的「真肉」。培殖肉的誕生,使得通過環保、人道方式獲得肉類成為可能。

或許各位讀者會問:既然我們有美味的「真」牛、豬、羊、雞肉,為甚麼要吃實驗室培殖出來的「科學怪肉」?大家也許還記得有個都市傳說,說KFC用身上長了很多翅膀的變種雞製作家鄉雞,這雖然只是一個傳說,但卻引申到大眾對非自然方式生產的食物,如基因改造動植物的抗拒。但事實上,培殖肉有很多好處,它除了上述環保和免卻屠宰等不人道生產方式之外,它也比傳統方式獲得的肉更安全。傳統畜牧業需要使用大量抗生素和荷爾蒙,這些化學品的殘留對人體健康的危害、還有引申出現的抗生素抗藥性「超級細菌」是有充分證據證明的。然而由於培殖肉是在實驗室的無菌室中生產的,生產過程也受嚴密監控,所以培殖肉理論上絕對比天然肉更安全。

至於味道,目前培殖肉還未能及得上天然肉的質感,因為天然肉並不是只有肌肉細胞,而是有脂肪細胞、筋腱組織、細胞外間質(extracellular matrix)和血等組織構成。但在這方面,近1、2年以色列的培殖肉公司已經取得了技術上的突破,可以造出跟真實牛扒很相似的多細胞組織。培殖肉對於人類的未來也相當重要。展望未來,當人類離開地球殖民太空,在太空殖民地根本沒有足夠的空氣、水和土地資源去支持傳統的畜牧業,那麼未來世代的太空移民,就必需要轉向製造培殖肉來獲得足夠的肉食。在去年(2019年),致力於研發培殖肉的初創企業Aleph Farms就跟俄羅斯太空局合作,將3D打印機和動物細胞送往國際太空站,並成功第一次在太空製造了肉類組織。或許再過100年回望過去,這將會成為一個被歷史所銘記的重要時刻也不足為奇。

培殖肉的時代或許即將來臨,那麼閣下對這場飲食史、農業史的變革有甚麼看法?你又會不會嘗試吃「培殖肉」?歡迎在留言欄留下閣下寶貴的意見。

參考資料:

Friday, 21 February 2020

失落的西臺古城發現世界最早的馬賽克地板畫

失落的西臺古城發現世界最早的馬賽克地板畫
Earliest Mosaic discovered in lost Hittite town in central Turkey


新聞大意:

一隊來自意大利比薩大學(University of Pisa)的考古學家在土耳其中部的Usakli Hoyuk遺址發現了一幅人類歷史上已知最早的馬賽克地板砌畫(mosaic),年代可以追溯到西臺帝國(Hittite Empire)統治安納托利亞的時期,距今有超過3,000年的歷史。根據考古學家Anacleto D’Agostino,今次發現的彩色馬賽克砌畫位於一幢公共建築的內部地面,這幢建築被學者認為是西臺風暴之神的神殿。根據D’Agostino在《古典學》(Antiquity)期刊發表的論文,這幅青銅器時代晚期的馬賽克畫是史上第一幅以不同顏色、大小和形狀的碎石粒砌成的幾何圖案,對安納托利亞歷史、藝術和考古有著重大的意義。較晚期而較為現代人所熟悉的希臘—羅馬時期(Greco-Roman)馬賽克通常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利用細小、圓形的卵石砌成,另一種是以表面平滑的小片立方體或長方體的磁磚砌成。與之相比較,今次發現的西臺帝國馬賽克則是由3,147片不同大小、形狀,加上卵石所拼砌成的藝術品。

遠觀Usakli Hoyuk遺址

砌畫上的石塊均平放於地面,石與石之間留有空隙,並形成明暗分別的幾何圖案,馬賽克外框呈長方形,框裡的石塊則拼成三行不同顏色的三角形,它們分別是白色、淺紅色和深藍色,另外有兩塊石塊則呈獨特的橙黃色。而馬賽克的邊框則是由互相垂直的白色、深藍色和白色相間的石塊砌成。考古學家今次發現的馬賽克跟風暴之神神殿的外牆並不連接,然而它們的走向相同,形成了平行並排的格局。根據D’Agostino,這兩個西臺遺址顯然是同時期建成的,而且這幢建築物是屬於具有崇高地位的建築,跟遺址中其他青銅器時代晚期和鐵器時代早期的建築可以很容易被分別開來,這顯示出Usakli Hoyuk遺址很有可能是西臺一座失落的城市兹帕蘭達(Zippalanda),而這幢建築則很有可能就是曾經在西臺楔形文字文獻中出現過的風暴之神神殿。

最新發現的西臺馬賽克近距離特寫照

當然,我們看見這幅馬賽克地板凹凸不平的地面時,可能會有一個疑問,到底古人行走在這地面上時有沒有機會會扭傷足踝。D’Agostino在接受以色列報章Haaretz訪問時,解釋道馬賽克所用的石塊表面大致上平滑或呈圓形,跟後期中世紀和近代歐洲所用來鋪砌街道的石塊很相似,而且它除了美觀之外,也可以起疏導雨水和防止地面積聚污泥的作用。根據過去超過一個世紀的考古工作,西臺人很經常會在公共建築的庭園或街道使用石塊鋪砌的表面,他們的這種做法比後來羅馬人的砌石道路早了近一千年,這種領先世界的公共建設被認為是對安納托利亞中部降雨的一種適應手段。但除了在露天的地方鋪砌石塊表面之外,有考古證據顯示西臺人在建築物內部的空間也會鋪石,D’Agostino猜測也許這些地面對於西臺人用來造鞋子的物料如皮革、羊毛等,能夠起更好的抓地作用。另外他也猜測這幅馬賽克的表面也許在建築物被廢置後曾經遭到較後期的居民擾亂,因此才有表面凹凸不平、難以在其上行走的印象。

在Usakli Hoyuk遺址發現的楔形文字泥板殘片,顯示這遺址在西臺時代應該有行政和宗教上的重要性

根據當地考古發現,Usakli Hoyuk至少在公元前3,000年前,即距今5,000年前已經有人居住,在這裡考古學家們發現了銅石並用時期(Chalcolithic)的陶器碎片,但它是在公元前2千紀的西臺統治時期達至極盛。在安納托利亞,它並不是歷史最悠久的城鎮。考古證據顯示安納托利亞的農耕史超過了一萬年,而在距今12,000至11,500年前,安納托利亞居住的人類就已經建立了哥貝力克石陣(Göbekli Tepe)等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久遠的宗教建築,到了9,000年前,他們也建立了加泰土丘(Çatalhöyük)這座可能是人類歷史上其中一座年代最久遠的城市。事實上,D’Agostino提出Usakli Hoyuk就是西臺史上失落的城市兹帕蘭達並不是沒有理由的。首先,它距離西臺首都哈圖沙(Hattusa)僅兩天的路程,而城內所發現的建築物都屬於西臺的風格,顯示它有可能是西臺風暴之神的神殿。另外,在遺址發現的楔形文字泥板殘片顯示了這座遺址在西臺時代的重要性,因為泥板通常是出現在重要的行政和宗教中心,所以這座城市理應在西臺國內有一定的重要性。當然,D’Agostino也表示將Usakli Hoyuk跟兹帕蘭達劃上等號,目前仍然只是一個並未經證實的理論,但它對西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Usakli Hoyuk的地點,很有可能就是失落的西臺古城兹帕蘭達(Zippalanda)

另外,在城鎮南邊的高山Kerkenes Dag也為這個理論提供了進一步的證據。根據西臺An-tah-Sum文獻記載,在一場春季慶典中,西臺國王從哈圖沙出發,經過兹帕蘭達到達達哈山(Mount Daha),並在山上進行獻祭和儀式,完成後兩啟程前往安庫華(Ankuwa)。由於安庫華的位置已經被找到,在Alisar Hoyuk遺址之處,Usakli Hoyuk正正就位於哈圖沙和安庫華的半路上,加上這座高聳壯觀的Kerkenes Dag山,跟古籍中記載的達哈山相當吻合。目前大多數西臺學學者都同意將兩座山等同,而D’Agostino更進一步提議,認為馬賽克上的三角形正正就是描繪這座山的外形。他指出,石砌地板在西臺其他城市都發現過,但它們的製作比較粗糙,不能跟Usakli Hoyuk所發現彩色、精細的馬賽克相比。而直到鐵器時代,馬賽克這種藝術在安納托利亞、敘利亞和美索不達米亞被廣泛應用,例如在弗里吉亞的戈耳狄俄斯就有發現過彩色馬賽克,而這些較晚期的馬賽克圖案更為複雜精致,但今次所發現的西臺馬賽克比這些歷史要更久遠,因此它有可能是其他後期馬賽克的鼻祖。在今次發現之前,歷史學界普遍相信馬賽克是較後期的發明,但今次發現將它出現的年份推前了數個世紀。也許後期更為精美、知名度也更高的希臘—羅馬馬賽克畫,它們的起源都能夠追溯至青銅器時期的安納托利亞。

遺址鳥瞰圖,Area A就是發現風暴之神神殿和世界最早馬賽克畫的地點

參考資料:
D'Agostino, A. (2019). A mosaic floor from the Late Bronze Age building II of Uşaklı Höyük, central Turkey. Antiquity, 93(372), E36. doi:10.15184/aqy.2019.181

外電報導(英語):

Saturday, 1 February 2020

西臺帝國史的轉捩點:穆爾西里瘟疫

西臺帝國史的轉捩點:穆爾西里瘟疫
Turning point in Hittite history: the plague of Mursili II

穆爾西里二世(Mursili II)的第三篇向太陽女神Arinna祈求的瘟疫禱文泥板(CTH378.3)

前言:寫在瘟疫蔓延時

筆者在如今一個疫症流行的時候決定寫這篇文章,主要目的是希望透過歷史的視角,反思疫病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背景下,對古代國度興衰的影響,包括短、中、長期的影響。關於疫病在塑造人類歷史的角色,無論是在中國、在西方、在全球的範圍中所作的分析,在目前已經有很多的書本和論文研究過。這些書本有專著、有科普作品,也有很多的歷史學家提出了不同的理論。其中最著名的著作要數《槍炮、病菌與鋼鐵》(Gun, Germs and Steel)。他們的論點,我就不在這裡重覆。筆者的《超級工程:羅馬是怎樣建成的》對兩場古典時代發生的大瘟疫有扼要提及,這包括羅馬「五賢帝」後期安東尼、馬可奧勒留良時期肆虐,撕破了「羅馬盛世」缺口的安東尼瘟疫(Antonine Plague,約公元165-180年發生);還有東羅馬皇帝查士丁尼年間發生,終結了東羅馬在西方收復羅馬失土戰爭,並將東羅馬首都君士坦丁堡由眾城之女皇變成人間煉獄的查士丁尼瘟疫(Justinian Plague,約公元541-542年發生)。除了這兩場發生在古典時代盛期到晚期的知名瘟疫之外,發生在中世紀歐洲的黑死病、發生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物種大交換」(Columbian exchange)的瘟疫,和發生在20世紀初的1918年西班牙流感,都是歷史上最經常被研究的瘟疫。這些瘟疫的科學範疇(scientific aspects)例如致病原因、病徵,和對歷史進程的影響,都有很多不同的理論深入討論過,然而,筆者想討論的,卻是一場遠比上面提及那些事件更不為人知,但對近東史有著深刻影響的瘟疫:發生在公元前14世紀西臺帝國蘇庇路里烏瑪一世到穆爾西里二世的瘟疫。這場瘟疫,我們姑且以記載了它的穆爾西里二世禱文泥板,將之稱作「穆爾西里瘟疫」(Plague of Mursili II)。

蘇庇路里烏瑪一世(Suppiluliuma I)

蘇庇路里烏瑪一世(Suppiluliuma I),是西臺新王國(New Kingdom)的一位知名國王,他統治西臺的時間約為公元前1,350-1,322年。在登基之前,蘇庇路里烏瑪已經是軍中知名將領,跟隨他的父親圖哈利瓦三世(Tudhaliya III)打江山。在西臺王國遭到卡斯卡人入侵至接近亡國邊緣時,他跟他的父親緊密合作,以軍事行動回應挑戰,最終將入侵者趕出他們所盤據的地區,恢復了西臺的領土。然而,圖哈利瓦三世臨終時卻沒有把王位傳給這位忠誠而得力的兒子,而是傳位予他的兄長:小圖哈利瓦(Tudhaliya the younger)。起初時,蘇庇路里烏瑪尊重他父親的決定,但也許嫉妒的種子早已在他心中種下。公元前1,350年,蘇庇路里烏瑪發動政變推翻合法的國王小圖哈利瓦登上大位。野心勃勃的蘇庇路里烏瑪一世發動了多次成功的軍事行動,將西臺的領土擴展至敘利亞,並對卡爾凱美什進行圍攻戰。但在此時,埃及的法老王圖坦卡門逝世,他的王后面對國內權力鬥爭,決定向敵國西臺求救,要求蘇庇路里烏瑪一世派出一名王子到埃及作她的丈夫,並保證這位王子在埃及將成為法老王。蘇庇路里烏瑪一世經慎重考慮後,決定派出札南沙到埃及迎娶埃及王后,但他卻在西臺和埃及邊境失蹤。蘇庇路里烏瑪一世知道札南沙的死訊後大怒,並派太子阿努瓦達帶軍越過邊境攻擊埃及所控制的敘利亞南部替他報仇。這場軍事行動以西臺一方的勝利告終,但蘇庇路里烏瑪一世始料不及的是,這次勝利竟最終導致他或任何人始料不及的結果。

從埃及凱旋歸國,卻是噩夢的開始

阿努瓦達對埃及的軍事行動雖然成功打敗了埃及在敘利亞的勢力,但他帶回西臺本土的埃及戰俘,卻把一種傳染病帶回西臺。在20年間,這種傳染病肆虐西臺本土,並導致無數西臺人喪命。關於導致這種疫病的病原體,我們近乎一無所知,主要的原因是文獻對病徵的記載極其不足,另外,西臺的火葬傳統使得考古學家不能通過分析病逝者遺骨判斷出是何種微生物引起,一切的證據都被燒成灰燼了。在公元前1,322年,蘇庇路里烏瑪一世本人遭到感染,不久後逝世。更不幸的事接踵而來,在同一年,接任西臺國王的阿努瓦達二世忽然得到急病,而且病得相當重。雖然歷史記載並沒有說明他所得的是甚麼病,但歷史學家相信很有可能是跟導致他父親駕崩的同一種瘟疫。阿努瓦達二世病重的消息很快傳開,西臺的敵人立刻蠢蠢欲動。阿努瓦達二世派到北方處理叛亂和入侵的將領哈努蒂也在過程中身亡,而阿努瓦達二世本人在登基後18個月內也因病逝世。失去了國王和重要將領後,西臺的處境忽然間變得更危險。蘇庇路里烏瑪一世的幼子穆爾西里臨危受命登上西臺王位,他領兵平定了西臺逼在眉睫的威脅,但一切的源起:這場由埃及戰俘帶來的瘟疫卻仍然不受控制。對於年輕的穆爾西里二世而言,找出瘟疫的原因和解決方法是他的當務之急。

穆爾西里二世的五篇瘟疫禱文(Plague Prayers of Mursili II)


穆爾西里二世(Mursili II)的瘟疫禱文泥板(CTH376,KUB24.3),公元前14世紀

對於青銅器時代的文明而言,一旦發生瘟疫,政府能做的相當有限。雖然古代人透過經驗知道瘟疫是會在居民之間傳播,但傳染途徑不明,當時也沒有現代所擁有的醫學知識,透過隔離病患等公共衛生措施在當時可謂極其罕見。當時的人們不知道微生物是瘟疫的源頭,只知道瘟疫是超自然現象,只能從超自然的領域尋求答案。對於穆爾西里二世而言,他要做的就是向神殿中的祭司尋求神喻。神喻的結果是這場瘟疫是對他父親暗殺小圖哈利瓦奪位和違反跟埃及定下條約,越境攻擊對方邊境城市Amka的懲罰。穆爾西里二世五次向神明禱告,包括向西臺諸神、太陽女神Arinna、風暴之神等作出禱告,禱文記載在CTH376和CTH378號泥板之上。在禱文中,他告訴神明這個懲罰對西臺而言實在太重,而西臺正因為嚴重的人命和經濟損失成為敵人的獵物。這五篇殘存下來的禱文向三千多年後的世人揭示穆爾西里二世的焦急和誠懇,是歷史學家窺看西臺國王內心世界的一扇罕見的窗戶。歷史並沒有記載這些方法有沒有任何效果,但獻祭和宗教儀式也許令穆爾西里二世心裡面好過一點,至少他盡力做了自己所能做的。通過穆爾西里二世的瘟疫禱文,我們可以清楚看見當時西臺國王面對瘟疫的無助,他的國家人口凋零,農業勞動人口和能外出打仗的軍人都受到嚴重影響,敵人蠢蠢欲動,這使得西臺王國四面受敵。他能夠做的除了向神明禱告外,還有以國王、以最高將領的身份帶兵去捍衛自己的國家。在後者而言,他所作出的努力得到了回報,他以行動證明自己是一位有能力的將領,能夠帶領軍隊面對最強悍的敵人。在他上任初期國內外對於他年紀太輕登位的嘲笑和質疑,最終一掃而空,為自己贏得了尊重和榮譽。

穆爾西里瘟疫對西臺帝國國運的影響

穆爾西里瘟疫在西臺國內肆虐約20年,造成的直接人命和經濟損失難以估算,但以死去的兩位西臺國王和穆爾西里禱文用詞的迫切嚴峻而言,它造成的即時破壞是相當可觀。由於西臺首都哈圖沙發現的大量歷史記錄泥板而言,它們覆蓋了瘟疫後西臺歷史的記載,從這些記載可見,這場瘟疫縱使嚴重,但並未有即時對西臺的國本發生了動搖。穆爾西里二世之後,他的繼承人穆瓦塔尼二世甚至跟埃及在公元前1,274年的卡佚石之戰(Battle of Kadesh)大打一場,並最終打成平手。在這場大戰中,西臺出動了數萬兵力,2、3千輛戰車,雖然這些數字有可能誇大而且包括了西臺附屬國所提供作支援的軍隊,但這顯示西臺的軍力在瘟疫後仍然維持在巔峰狀態。而近年考古學家對西臺遺址的發掘,也對這場瘟疫的嚴重性提出了質疑。然而,長遠而言,這場瘟疫仍然有可能造成西臺內部的結構性問題:人口不足。人口不足導致了兩個深遠的影響,農田荒廢缺少人耕作,還有邊境戰略緩衝地帶,尤其是北方跟卡斯卡地區接壤的城市荒廢。

面對第二個問題,哈圖沙當局的解決方法是大規模強制的人口遷徙,將被征服的國家的人口強制移到西臺本土,並嘗試重新殖民北方的邊境地區,尤其是西臺宗教聖城那裡克(Nerik)。那裡克的遺址在21世紀初被土耳其的考古學家發現,它是目前所發現過安納托利亞最北邊的西臺遺址。然而,這兩個措施並沒有完全成功,北方卡斯卡地區仍持續威脅西臺的國防利益,並有可能在西臺最終滅亡時替這個曾經強大的帝國補上一刀。而強制被征服的人民重新安置在哈圖沙,在這些被迫離鄉別井者之間造成了很大的反抗,他們經常逃到其他王國,甚至尋求庇護。西臺國王必須多次向這些其他國家的統治者利用外交和軍事渠道施壓,而成果卻往往成疑。

至於第一個問題,根據考古研究結果,西臺擁有先進的水利工程技術,而西臺的統治者也積極建設水利工程和農田灌溉基建以提升農業產量,並滿足西臺國內對糧食的要求,當中有些甚至沿用至現代。然而瘟疫可能導致的人口凋零,還有農耕工人的短缺,卻成為了安納托利亞提升農業產量的最大阻礙。農田荒廢和糧食生產不足的問題始終困擾著西臺帝國。在西臺帝國末期,可能甚至早至卡佚石和約之後,西臺長期要從埃及等地獲得進口的糧食以養活這個國家的人口。埃及的法老王甚至聲稱他每年都要向西臺出口糧食以讓他們得以存活。而到了西臺滅亡之前,另一份泥板文件顯示西臺正向它的附屬國施壓,不得籍故扣留或延遲糧食的運輸,並表明「此事攸關生死」。這都顯示著西臺對外國進口糧食,尤其埃及生產的糧食的倚賴。

我們不知道瘟疫之後所損失的人口最終有沒有恢復過來,但種種跡象顯示,西臺的人口短缺問題變得更為嚴峻。農業勞動力的嚴重缺乏,加上邊境城市人口稀少難以起在前線阻擋敵人的戰略作用,始終制約了西臺帝國的發展。也許這場瘟疫並沒有在考古證據上留下人口大量死亡的記錄,而我們必須小心不能夠過早下結論說這場瘟疫長遠而言導致了西臺帝國的衰亡,但穆爾西里瘟疫最低限度在西臺人口短缺的問題上扮演著一定的角色,並成為西臺史的一個重要轉捩點,這個仍然是誘人的假設。隨著更多泥板文獻的出土和解讀,也許會為這個問題帶來新的觀點和視角。

參考資料:
  1. Bryce T. (2005) The Kingdom of the Hittit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Singer I. (2002) Hittite Prayers.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3. Dickinson O. (2010)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Bronze Age Aegean, Chapter 36 "The Collapse at the end of the Bronze Age", pp.483-49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aturday, 25 January 2020

紫色的歷史:淺談古地中海世界最尊貴的顏色

紫色的歷史
淺談古地中海世界最尊貴的顏色
The History of purple: its origin, manufacturing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引言

在古代的歐洲和地中海世界,紫色毫無疑問象徵著權力和財富。在部分歷史時代,紫色是皇帝和皇室家族的專用顏色;而即使在未有禁止平民穿著紫色衣飾的時代,染成紫色的衣飾價格高昂得令人咋舌,絕非普通平民所能夠負擔得起。在西方古地中海世界,紫色跟皇權從始至終都是形影不離,而在西方史中關於紫色的重要性在文獻中比比皆是。在公元532年,東羅馬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爆發了民眾反對查士丁尼(Justinian)高稅政策的尼卡暴動(Nika Riots),查士丁尼準備帶同他的皇后緹奧多拉(Theodora)乘船逃出君士坦丁堡。緹奧多拉反對這個提議,她曾經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就是「紫袍是最美麗的裹屍布」。這句話的意思是,如果要流亡海外,她寧願穿著紫袍,以皇后的身份死去。另外,拜占庭有名的女性歷史學家,同時也是拜占庭公主的安娜.科穆寧(Anna Komnene,公元1083-1153年),她在《阿歷克塞傳》(Alexiad)中自我介紹時,曾經提過她在君士坦丁堡大皇宮中的紫色房間(Porphyra)出生1。要了解為何西方皇室、權貴偏愛紫色,解釋為何它如此昂貴,我們必須追溯紫色的歷史,了解古人到底是如何製造紫色染料。

海神波塞冬的禮物


比利時畫家彼得保羅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於1636年所繪制的油畫,題材就是希臘大力神海克力斯的狗發現紫螺的秘密。留意畫中的海螺並不屬於紫螺染所用的骨螺Murex

根據羅馬自然哲學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紫色這種染料非常罕有,它是從一種海螺中提取出來,並需要進行後期化學加工才能製成。老普林尼將這種海螺稱作bucinum,現代歷史學家相信在他的年代主要用作製造紫色染料的海螺是Murex trunculus和Murex brandaris L.,兩者都是屬於骨螺屬(Murex)。羅馬傳說相信,紫螺染的秘密是海克力斯在沙灘上放狗,狗咬碎了一枚骨螺所意外發現。海克力斯將自己的衣服染成紫色,並將這個來自大海的秘密交給了腓尼基的提爾人。雖然這只是一個神話傳說,但一直以來歷史學界都相信紫色染料源自腓尼基人的說法。早在青銅器時代晚期,距離腓尼基僅321公里、同樣位於地中海東岸的烏加里特(Ugarit),他們一批公元前14世紀的泥板文獻就曾經有記錄過價錢極其昂貴的衣物。專家相信,這些衣物就是用紫螺染成的服裝。而《荷馬史詩》中亦有提及過「來自海洋的紫色」(Sea Purple),以將紫螺染成的布料跟其他替代品紫色染料的產品區別開來。

根據傳統理論,紫螺染的發明時間大約是青銅器時代晚期的公元前1,550-1,200年,並首先由居住在地中海東岸的腓尼基人首先將它實用化,這種理論是由古羅馬人所推廣而成。在羅馬時代,紫螺染的工業仍然活躍且發達,而根據古羅馬作家科魯邁拉(Columella)的《論農業》(De Re Rustica),羅馬人更進一步發明了利用石砌魚缸人工養殖並大量生產骨螺的方法。在近代的較早時期,考古證據亦為這理論提供了支持。在烏加里特(Ugarit)的港口Minet el-Beida,考古學家發現了大堆公元前15-14世紀的骨螺殼碎片,數量之多超出了食用的需求,因此被認為是工業規模生產紫螺染料的最早證據。此外,距離提爾不遠的腓尼基城市撒勒法(Sarepta)、Akko土丘(Tel Akko)都發現了公元前13世紀的骨螺殼碎片棄置區,Keisan土丘(Tel Keisan)的年代則稍晚,大約公元前11世紀。然而,新的考古證據顯示,紫螺染料的歷史可能更早,而最早的紫螺染料很可能並不是傳統認為的腓尼基人所發明,而是希臘克里特島的米諾斯人發明。

「米諾斯紫」還是「提爾紫」?

在環地中海地區發現了大量骨螺碎片的青銅器時代遺址地圖,顯示紫螺染並不是腓尼基人專利

公元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考古學家在希臘愛琴海一帶找到了米諾斯人比腓尼基人更早使用紫螺染料的證據,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750年之前。最早的報告來自舒里曼對特洛伊遺址(Troy)的發掘。到了1903年,英國考古學家R. C. Bosanquet在克里特島南邊離岸一座叫Kouphonisi的米諾斯中期(Middle Minoan,約2,100-1,700 BCE)遺址發現了大量骨螺殼的碎片。翌年,他又在克里特島一個更大規模的遺址古卡斯特隆(Palaikastro)發現了紫螺的碎片。因此他提出理論指希臘的米諾斯文明可能在公元前2,000-1,600年已經發現了紫螺染的秘密,比腓尼基人更早,但當時他的理論並沒有獲得主流學術界普遍接受。由於骨螺的肉是可以食用的,因此骨螺殼被發現並不代表它被用於製作紫螺染料,雖然透過食用骨螺發現它含有紫色顏料的可能性不能排除。直到20世紀末、21世紀初,更多更強而有力的考古證據支持紫螺染的米諾斯起源論,該理論才被學術界所接受。一篇1994年的論文,Stieglitz R.的考古團隊在Kouphonisi島發現了大批骨螺的碎片外,還發現了製作紫色染料必需的鹹水和淡水水源。而且骨螺在更多年代可追溯至米諾斯中期(Middle Minoan)的遺址被發現,包括基特拉島(Kythera)、諾可索斯(Knossos)、克里特島的瑪麗安(Mallia),和基克拉澤斯文明的重要遺址Akrotiri。希臘以外的證據亦顯示青銅器時代的特洛伊和塞浦路斯島上很可能也有製作紫色染料的工業2

根據現今主流理論,紫螺染是在大約公元前2,000年左右被米諾斯人所發明,並跟製衣業中紡紗(spinning)和編織(weaving)工序的分離幾乎同時期被發展出來3。近年考古學家亦發現,愛琴海文明的人除了將紫色染料用於染制衣服外,還會用它來作壁畫的顏料,而證據可以從跟米諾斯文明緊密相關的基克拉澤斯文明(Cycladic civilization)找到。聖托里尼島Akrotiri遺址(約公元前1,650-1,530年被火山爆發掩埋)Xeste 3號屋的紫色房間(Porphyra)的番紅花圖案,根據化學分析報告被確定為源自骨螺的紫色顏料畫成4。到了大約公元前1,600年至1,450年左右,米諾斯的壁畫出現了米諾斯人穿著紫色衣服的場景。而到了邁錫尼時代,諾可索斯王宮的線性文字B(Linear B)泥板文獻中也出現了「po-pu-re-ia」,即紫色,和「wa-na-ka-te-ro po-pu-re」即王室紫色的字句(註:線性文字B的「wa-na-ke」,即拉丁化後拼作wanax,通常解作「國王」),是王室紫色(Royal purple)的記載第一次出現在歷史文獻之上,也顯示到那個年代紫螺染料已經為希臘愛琴海一帶的居民所知2。目前,我們已經有充分的證據顯示紫螺染料的真正發明者,是青銅器時代中期的米諾斯人,而不是之前所一直認為的青銅器時代晚期腓尼基人。

紫螺染料的製作方法和價錢

Sukenik博士在以色列發現的紫色布料,可能是羅馬時代紫袍的一部分7

根據羅馬博物學者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歐洲最好的紫螺染料產地是希臘伯羅奔尼撒半島南部的拉科尼亞(Laconia)、而非洲最好的產地是突尼西亞的Meninx、亞洲最好的產地是腓尼基海岸的提爾(Tyre)。從骨螺提取紫色染料的方法非常繁複,在羅馬人發明人工養殖骨螺之前,野生的骨螺必須由潛水員在海底撈捕。打撈上來的大骨螺會被摘除紫液腺,而較小的骨螺則會被整個壓碎。根據亞里士多德的記載,螺肉會被放在裝有鹽水的鉛製器皿中慢煮9天之久,並置於陽光下曝曬,因此在古典時代,製作紫螺染料的工場有「發出惡臭」的記載。根據老普林尼,要染成1,000磅的羊毛,必須使用200磅的紫螺(purpura)肉和111磅的骨螺(murex)肉。由此可推斷,染成一件紫色的衣服,必須耗用數以千計甚至上萬枚紫螺,而這些紫螺在較早期必須通過撈捕獲得,因此成本非常高昂,甚至比同等重量的黃金更貴重。如上文所述,在青銅器時代晚期希臘的邁錫尼文明,線性文字B文獻所出現「王室紫」的記載顯示紫色染料很可能是國王及其直系親屬專用的顏色2。公元301年戴克里先(Diocletian)的「最高價格令」(拉丁文:Edictum de Pretiis Rerum Venalium)中,一磅用紫螺染成的絲綢售價高達15萬第納爾銀幣5,如果按照工資購買力平價,相當於現代約300萬美金左右。

現代化學家從紫螺中分離出的紫色染料分子結構,它由Murex的分秘腺中通過生物方式被合成出來(biologically synthesized),分子中的溴原子(Br)來自於溶解在海水中的溴化鹽。這種染料有可能是古典史中最重要的有機染劑。紫螺染劑比起礦物或植物來源的紫色染劑替代品顏色更鮮明,而且歷久常新

紫螺染料在古地中海政治和宗教上的重要性

紫螺染布的工藝自從被米諾斯人發明後,在地中海文明圈中都跟權力和財富關係密切。在羅馬,紫袍(Toga purpurea)被認為是羅馬皇帝的專屬衣著。Toga praetexta是一種帶有紫色邊帶的白色托加長袍,傳統上來說,它是羅馬王政、政務官、資深長官、部分祭司的正式服飾,同時未成年的羅馬自由民少年男童和部分女童也可以穿著。紫螺染的傳統在古地中海世界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從公元前2千紀伊始一直到羅馬帝國的衰亡。隨著羅馬帝國的東西分裂,和東興西廢,東羅馬帝國一直保存著製作紫螺染料的工藝直到中世紀。因此文章開首時所提及到的拜占庭公主安娜.科穆寧在公元11世紀出生時,君士坦丁堡的大皇宮仍然有用紫色染料製成的裝飾和紡織品。因為製作成本高昂,並且有著長期被羅馬皇室使用的傳統,因此在西方紫色一直是代表著權力、財富的象徵。在羅馬時代早期,有錢的羅馬公民是可以使用紫色的,但到了拜占庭時代,紫螺染成的絲綢被當作拜占庭贈予其他國家統治者的外交禮物,但當中質素最高的精品被嚴格限制出口,只有皇帝及其家族成員能夠使用6這樣只增加了社會對紫色這種顏色趨之若鶩的風氣7


Sukenik博士在以色列出土的藍色布料殘片,分析顯示它是以色列本地製造而不是進口物,很可能就是《舊約聖經》所記載的Tekhelet7

骨螺這種海螺除了用來製造紫色染料之外,還可以用作製造藍色和紅色的染料,這些染料除了在政治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外,在宗教上也扮演著同等重要的角色。如上文所述,羅馬部分祭司能穿著帶有紫邊的托加長袍作為正式服裝(formal dressing),此外在以色列歷史中,紫螺染料也相當重要,這點在希伯來人的《聖經》當中有提及。《舊約》猶太教的大祭司就穿著一種藍色衣服叫以弗得。猶太教經典《塔木德》(Talmud)中記載,這種衣服是用一種希伯來文稱為Tekhelet的有機染料製作,而這種染料則是用名叫Ḥillazon的生物所造成。現代學者普遍相信,這種Ḥillazon正正就是東地中海出產的骨螺Murex2,7。以色列人出埃及時用作製作帳幕的幔子,也是用藍色、紫色、朱紅色線製造(出埃及記26:1),而所羅門聖殿中的幔子也相同(歷代志下3:14),紫色、藍色染料被用在猶太人最神聖的地方,顯示出它們在猶太教文化中極高的重要性。由於紫色、藍色和朱紅色線在《聖經》中被一併提及,學者普遍相信它們都是源自紫螺,以不同曝曬時間長度和使用的還原劑(reducing agent)所染成2。紫色在《新約》時代也有出現過,根據記載,在耶穌被釘十字架之前,羅馬的士兵曾經為他穿上紫袍,以譏諷他自稱猶太人的王(馬可褔音15:17,約翰褔音19:2),從此例子再次可以見到紫色和王權之間的連繫。

結論

在古地中海,紫螺染料的起源傳統上被歸功於腓尼基人,因此它亦被稱為「提爾紫」。但近年考古學的證據顯示,紫色染料最早應該是起源於大約4,000年前希臘愛琴文明的米諾斯人,其後擴展至小亞細亞、塞浦路斯和地中海東岸,它們並不是腓尼基人的專利。紫螺染料的價格極其高昂,原因是製作過程需要用到數以千計甚至逾萬枚海螺,才足夠染成一件紫袍。正因為這樣,紫色的衣物從遠古就已經是王權的象徵,代表著權力和財富。在宗教上,紫藍色染料對猶太教意義亦相當重要,因為大祭司穿著的以弗得、聖殿用作分隔聖所和至聖所的幔子,它們都是用從骨螺取得的藍色染料染成。正因為紫色染料的貴重、跟王權的關係、以及宗教信仰上的神聖,這些都造成了西方文化圈中對紫色的推崇和尊敬。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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